我在私募的这几年

红刊财经   安若

电话响了，我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抬起头来，循着铃声，翻遍杂乱的桌子才找到自己的手机，对方开口便是：“你好，这里是xxx二手电脑回收公司……”。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就会顿生感慨。

三年前，我作为一名略有资历的研究员加盟了现在的小型私募公司，彼时正值私募基金备案制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趁着各地推出的优惠政策，该公司成为西安首批通过私募备案的基金管理人之一。公司成立伊始，办公场地将近400平米，员工人数最多时有20人左右。现如今，公司仅剩三名员工，我临时担起了处理公司闲置下来的电脑的任务。同时，公司将搬家，公司已经找了一处不足60平米的写字楼单间作为新办公室。经历了这几年私募基金的“由盛转衰”，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小型私募基金公司的乱象与难处。

第一，基金经理试错成本高。

我初到公司时是负责组建公司的投研团队。我深知，私募基金之间比拼的就是投研能力，因此在新人入门的要求上比较高，我先后面试了100多人，实际中意并留下的没有几个，真正能够胜任研究工作的人更加稀少。三年来，公司的基金经理已经换了几茬儿。我发现，大多数基金经理崇尚技术分析，在追涨杀跌的游戏中消耗着公司的资本金，消耗着私募产品净值，而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来说就是盆景——看看而已。可是任谁都知道一个简单却很有价值的事实：在过去75年内，所有的市场回报是在最好的60个月里实现的——只占到为期900个月的约7%，如果错过了那美妙的60个月，就会错过整整三代人才能积累的几乎所有的投资收益。

第二，募集资金难上加难。

西安的金融业不够发达。2014年1月，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但截至到目前，注册地和办公地都在西安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仅为58家，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登记注册家数分别为5家、18家、3家、19家和13家。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其登记注册的基金管理人截至到目前共计2223家。即使作为对标城市的成都，其金融发达程度也远高于西安，成都同期登记注册的基金管理人为102家，是西安的近2倍。我还发现，西安的私募基金产品发行总数和产品发行规模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实际分析中，我注意到，西安私募基金产品发行规模统计是基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公开的数据进行的，但实际情况是部分私募基金不公布该数据，所以统计值比实际值要低一些。并且在西安的统计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发行地在西安，但基金管理人或者投资顾问却不是本地机构的情况，这种情况多以债券型基金为主，此类产品的规模远高于股票型基金产品。

我犹记得公司成立伊始，基本没有存量客户，加之股票市场刚刚经历了多轮股灾，市场极其低迷，董事长带着团队马不停蹄的赶往各地做路演，面对零售或者机构客户一遍又一遍的讲解公司的投资策略，在基金发行期争取到更多的客户。很多产品路演到最后关头，投资人还是会因为股票市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而放弃认购，使得公司前期的努力付之东流。我所在的公司仅发行了两只私募产品，产品规模小到管理费包不住公司的正常开支，每天消耗着资本金。

第三，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

2017年4月，一行三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打破资产管理产品的刚性兑付。我之前所在的老东家，在西安本土算是资产管理规模比较大的，该公司在十余年间所发行的产品全部为保本保收益型的产品，虽然历史产品业绩表现欠佳，但总是能在牛熊市中募集到资金，因为投资人就喜欢保本保收益型的产品。而据我了解，资管新规发布后以及该公司存量产品到期后，老东家募集资金的能力几乎降为零，更不用提在如今冷清的市场行情中了。

当然，现在的公司面临同样的处境，即使最终募集到资金，此类资金的期限多数以1年期为主。投资人短视，投资人的资金自然而然的也短视。市场跌跌不休，每周我都能收到或者接听到各类投资人追问净值的微信、电话，因此投资者教育未来依旧是“山高路遥水长”。

（本文已刊发于2018年12月29日出版的《红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