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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变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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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家当代金融家 2018-12-18 18:30:39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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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代金融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变身记”

文/张锐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导读

在过往40年起伏跌宕的经济变革长河中,中国银行业接受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洗礼与非凡重塑,直面与经受了一场又一场金融风暴的严峻考验与残酷考量,40年弹指一挥间,渗透在银行业身上的计划经济色彩如今已然褪去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矫健无比与活力无限的金融巨无霸阵营巍峨地矗立于世人面前。

一元到多元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改革开放前的中央银行以大一统的身份出现在经济与金融活动领域,既履行货币创造与发行权力,担负宏观调控的职责,对行使发放信贷等商业银行职能,而现在的四大商业银行当时都还附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俗称“央行”),是专司某项业务的专业银行。不过,这种格局伴随着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而打破,中国农业银行首先从央行体内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商业银行;一个月后,中国银行也获得了“独立”身份。

农行与中行脱离了“母体”之后,国务院于1983年9月单独出台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对央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调整与定位,而且1995年3月又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明确了央行职能的次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不久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也获得“独立”,一个完整的专业银行体系在我国逐步确立。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出台鼓励成立新的地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交通银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新物种于1986年7月在上海首先落地,成为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次年,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创办的招商银行在深圳特区成立,招商银行成为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等相继破土而出,由此编结成了目前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宏大阵容。

到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所考虑的重点是将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进一步从央行以及商业银行的“肌体”中剥离出来,于是,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为了国家重点建设融通资金,保证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顺利进行,国务院于2015年做出了将国家开发银行从政策银行序列中剥离出来的决定。

作为1990年代中期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城市商业银行如今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体系中的闪亮板块。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达5000家的城市信用社,胡乱集资与随意放贷迅速演变成地方金融的最大风险。为了加强对风险的控制,中央于1995年做出了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决定,在当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后改为“平安银行”),之后经过优胜劣汰,全国共创建了133家城市商业银行。

服务农村经济与民营企业的民营银行与村镇银行,既是我国银行体系的一个有力补充,更是银行体制日益市场化的全新标志。统计数据显示,自2007年启动试点以来,我国村镇银行数量已达1601家,覆盖全国(不含港、澳、台)31个省份的1247个县(市、旗)。同时,自从2014年底由腾讯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落地后,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上海华瑞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北京中关村银行等17家民营银行。

从总体数量上看,截至2017年末,我国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549家,多元化的机构体系严密完整且错落有致;从规模上看,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52万亿元,相比于1978年的1850亿元可谓天壤之别;从资产结构看,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71万亿,占比仅为0.67%,一个健康稳定的银行业肌体清晰可见。

关键的几步

如果说四大商业银行脱离中央银行,可以看成传统银行体制发生根本性裂变的重要一步,那么,接下来的40年时间,伴随着银行全新构架的不断调整所进行的政策配给与赋能,无一例外地仍在持续演进,其中几个关键步伐不仅将商业银行推向市场化的急速轨道,而且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监管制度体系。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于商业银行完全走向市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法律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且“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然而,从央行附属物转变为独立体,商业银行携带着许多的旧体制负担,如庞大的不良资产。1998年,财政部向四大银行定向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注资。次年,国家再次对四大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同时组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转让和出售,四大商业银行独立行走的能力由此大大提高。

然而,一味地等待国家剥离资产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极容易养成商业银行“等”“靠”“要”的惰性。 为了推动商业银行上市公开融资,国家于2003年动用外汇储备作为注册资本金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给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工商银行分别注入225亿美元与150亿美元的资本金,同时剥离2790亿元可疑类资产给资产公司,且用资本金、利润、存款准备金核销损失类资产4070亿元,由此使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8%。同时,四大商业银行进行组织结构的改组,分别成立了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从外部引入战略投资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面孔高调亮相。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率先登陆香港市场公开发行股票,揭开了我国商业银行上市融资的历史大幕,次年,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一年,中国工商银行也实现A+H股同步上市,融资额超过200亿美元,刷新境内外银行融资的历史纪录。虽然2008年的农业银行最终上市比其他三大商业银行晚了3年,但农行上市的尘埃落定,也标志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资料显示,目前仅在A股上市的银行就达28家,其中,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也是像国有四大商业银行那样横跨A+H两大资本市场。

银行业的不断市场化也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国银行业监管向法制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在商业银行内部实行资金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与统一核算,不断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以及对银行贷款质量进行分类管理等系列组合拳接连打出,直至2002年3月成立了注册资本规模为16.5亿元的中国银联以及次年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我国银行业组织化与制度化监管体系由此形成。

曼妙的开放节奏

虽然1980年日本输入出银行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大门正式打开,但这个代表处也只是做一下市场调研以及商业咨询而已,实质性的银行职能其实仍然处于尘封之中。另外,即便是伴随着1980年深圳特区的建立,南洋商业银行在此设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但其业务范围也仅仅限定在外汇金融业务领域。直到199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依然锁定在外汇业务上。

真正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1996年颁布的《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方法》,该办法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服务对象限于外资企业和境外居民;两年之后,深圳又被确定为第二个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城市;同一年,《关于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的通知》放宽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地域限制和业务规模限制,外资银行接着进入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口等城市,至1999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区域限制被全部取消,并且被允许加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从事人民币同业拆借和现券交易。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按照“入世”承诺,2006年以后中国须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的设立形式与对所有制的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合法开展所有业务。这样,中国“入世”后的两年时间中,具有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资格的外资法人银行被准许发行银行卡业务,并获得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及承销金融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资格。至2014年11月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进一步允许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在银行间市场从事“债券买卖”业务;2017年颁布的《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又赋予了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与境外母行或联行开展跨境协作的自由。

实际上,除了在外资银行的持股自“入世”以来一直存在20%以下的硬性规定外,外资银行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而即便是持股比例约束,也将在2018年底前全部取消。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13家,分布在70个城市;同期,外资银行在我国的资产总额达到3.24万亿元,占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的1.3%。

在外资银行纷纷跑步“进场”的同时,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也大踏步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其中,1979年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的开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银行业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分行。之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纷纷在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家与地区设立代表处或分支机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境外业务规模达到了6300亿美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中,126家中国银行榜上有名,同时在2018年“财富500强”中,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与中国银行均进入前50强的显赫位置。

在立体市场竞走

虽然说改革开放前银行存在存贷这一简单业务,但也完全不是由商业银行来进行的,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负责经营。伴随着商业银行的裂变式诞生以及外资银行的经验植入,更为了适应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需求,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也步入快车道,各个金融市场开始闪现出国内银行业的矫健身姿。

除传统存贷业务外,商业银行首先进入的是外汇市场业务。在全国各省级、副省级城市都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以及建立了区域性外汇交易市场的基础上,1994年成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即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银行与个人、企业一样按照国家确定的汇率进入交易中心进行外汇的买卖,而中央银行是外汇交易中心成员,开有交易账户,银行不要的外汇,中央银行买入;市场不足的外汇,中央银行提供。而随着结售汇制度的实施,商业银行也被赋予了结售汇的职能,人民币汇率机制也在结售汇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日益成熟。

同业拆借市场是商业银行继外汇交易业务之后升华到的又一片新天地。虽然在1984年商业银行就被允许从事人民币资金的相互借贷,但由于拆解规模小,直到两年后同业拆解才正式运行并发展成全国性的拆借市场,并最终升级为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包括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交易系统、央行分支机构的拆借备案系统以及央行认可的其他交易系统。数据显示,最近10年商业银行间资金拆借资金的年度规模平均超过60万亿元。

相比于外汇交易与同业拆解业务,商业银行进入债券市场要晚得多,直到1997年才被允许从事人民币债券的买卖交易,其中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交易等。数据显示,201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达到了588万亿元,与证券交易所一起,银行间债券交易撑起了余额规模超过70万亿元的中国债券市场。

理财业务是商业银行最近10多年来奋力开拓的全新产品市场,这一业务伴随着光大银行在2004年推出第一只人民币理财产品后规模不断壮大,至2017年末超过了30万亿元。然而,由于超过5%甚至10%的收益率,且具有刚性兑付,理财产品存在风险累计与引爆的可能,随即引来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这一被称为“资管新规”的文件明确提出了“非保本”“净值化”和“破刚兑”的基本要求,银行理财产品从此被引向规范化的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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