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登新:消除延迟退休的八大盲点
消除延迟退休的八大盲点
——改革阻力最小的延退方案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
在年前的研究生课程《养老金投资与管理》的课堂讨论中,我让学生各抒己见,对延迟退休进行了“正方”与“反方”的观点辩论,并在研究生课程论文设计中,我要求学生系统回答两个问题:我国“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以下简称“延退”)的规划目标,如何正确理解延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请描述你认为改革阻力最小的延退方案应该是怎样的?
结合研究生的课堂讨论及课程论文,在此,我们也选取一些在社会上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对其中的一些“盲点”和“堵点”展开分析,以期消除其中的误解与疑惑。
(1)反对延退是人的天性和本能
在互联网时代,在线上做“随机”民意调查,无论科学与否,不管样本是否有代表性,这种所谓的民意调查,已无任何成本可言,它很简单,很随意,对科学决策毫无意义。
不过,在此,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延退在网上做民意调查,完全是多余,是无聊,是浪费资源,因为这用不着你调查,西方国家实践反复证明了90%以上的人都是反对延退的,这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也是一种感性的情绪表达。因为大多数人都愿意尽早退休,让国家和下一代缴费人尽早供养着自己,因此,退休越早越好。
尽管如此,人们反对延退的感性认知,并不能影响国家与政府的理性决策,全球延退的大趋势已无人能挡!它甚至成为了世界的共识和行动准则,因此,请不要以“人民”的名义,反对延退,混淆视听。
(2)退休年龄是界定“老年人”的法定标准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由于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均已提高至65岁以上,因此,他们将65岁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理所当然,也成为了公认的国际惯例。
在我国,由于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只有50岁,而女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也只有55岁,因此,在我国,对“老年人”的界定十分尴尬,比方,在我国城市通行的“老年证”,只有年满65岁的人才有资格申领,它可以乘车免票,进景点免门票等,但50岁法定退休的女工人,她们已领取养老金,究竟算不算“老年人”,为什么不能领取“老年证”?
这种制度尴尬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女性退休确实太早。50岁的女人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你却强制要她退休、领取养老金,她们被迫过早地成为“老年人”,却又不给她们发放“老年证”,这岂不是自相矛盾?50岁退休的女人们,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老年人,他们跳起了高难度动作的舞蹈,结果,广场舞越跳越惊艳,声振寰宇,名扬海外。
这里的结论只有一个:50岁或55岁退休,确实是劳动力的巨大浪费!
(3)延退的根本道理是代际负担公平
众所周知,全球社保的基本原理都是“下一代人”缴费供养“上一代人”,并由国家财政兜底。任何人都要经历做父母和爷爷奶奶,如果上一代人“自私”地早早退休,则下一代人的社保缴费负担就会显著加重,如此循环往复,就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社保缴费负担越来越重。
在西方,男女退休年龄均已提高至65岁,因此,西方社会是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供养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西方,老年抚养比(old-age dependency rate,ODC)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6-65岁)的比重,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的数量。老年人口抚养比也称为老年人口抚养系数,简称老年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老年抚养比= ( 65岁以上人口数 / 15-64岁人口数 ) * 100%
然而,这一公式在中国无法直接采用,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口不仅包括65岁以上的老人,还包括50岁、55岁和60岁退休的人,因此,我们是16-4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着50岁以上的退休人口(不是老年人口),我们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承担着更重的养老缴费负担。这是代际负担的不公平,也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不公平?
2009-201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由1.67亿膨胀至2.54亿,十年硬生生增加了一个德国的总人口(8674万人),60岁以上人口比例由2009年的12.5%增长至2019年的18.1%;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不足10%,今天已逼近20%,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高。
这2.54亿老人还不包括50岁退休的女工人和55岁退休的女干部,如果加上这些过早退休的被抚养人口,那么,中国老年抚养比会是多高呢?如果大家都想早些退休,并将养老缴费负担扔给子孙后代和年轻人,这样公平吗?
(4)反对延退最有欺骗性的学术口号:影响年轻人就业
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爆发前,我国连续7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然而,2020年新增就业人数仅1100万人。你认为,这是延退的结果吗?
在所有反对延迟退休的学术讨论中,最具有蛊惑力、煽动性和欺骗性的学术口号是:“延退会减少年轻人就业的岗位和机会”。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就业岗位并不是靠老员工退休腾让出来的。只有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有编制的岗位,才是“走一个、顶一个”的就业关系。
其次,新就业岗位是被创造出来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行业不断被细分,新就业岗位正在不断被创造出来,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新引领就业,这是新时代的新时尚。
此外,年轻人爱干的职业,老年人干不来;老年人从事的职业,年轻人不愿意干。比如,日本和韩国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社区服务及养老服务岗位非常多,人才需求缺口大,但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干;同样,快递、外卖职业适合年轻人,而老年人干不来;互联网技术老年人干不来,但年轻人喜欢。
很显然,年轻人的就业岗位与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可以互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旧观念,是消极、被动的就业观;新时代就业观更积极、更主动、更乐观、更多元,在互联网时代,移动办公、居家工作成为新宠,就业更灵活、更自由,创业更简单、更容易,比如,边工作边旅游、边娱乐边挣钱、边直播边带货,工作一年休息半年,这也是年轻人喜欢的就业新态度。那些“工作就是朝九晚五、就业就是坐办公室”的旧观念,早已被时代淘汰。
(5)70年不变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严重落伍
1951年我国颁布《劳动保险条例》,首次明确了我国差异化的法定退休年龄: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职工60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分别为:男性39岁,女性42岁。在当时情况下确立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合理的。
70年后的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2019年为77.3岁。70年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了30多岁,而法定退休年龄却仍停留在70年前水平,毫不动摇。再加上我们实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也就是说,女工人50岁必须退休,女干部55岁必须退休,这不仅是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也是女性劳动权过早被剥夺。
据美国疾控中心(CDC)最新报道,2020年美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7.8岁。这与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相差无几,但早在1935年美国就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为65岁,换句话说,中国今天的法定退休年龄竟比85年前的美国还低。
更何况,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比方,在OECD的36个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的男女退休年龄基本上都已提高至65岁以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女工人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除了非洲,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延退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6)改革阻力最小的延退方案:优先统一男女退休年龄至60岁
截止2019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共计9.68亿人,它由两大制度构成:一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4.35亿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其中,参保职工3.12亿人,参保离退休人员1.23亿人;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5.33亿人(包括年满16周岁、不在校、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他们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均为60周岁。
由此可见,在基本养老保险9.68亿参保人中,只是在3.12亿参保职工中,大约有1亿多女职工将会按现行标准早于60周岁退休,而在其余8亿多参保人中,他们要么已退休,要么将在60周岁退休。
更何况,早在201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自2015年3月1日起,机关正副处级女干部,事业单位正、副处级女干部及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可申请60周岁退休。不过,她们也可以在年满55岁时自愿退休。
如果将机关事业单位处级或高级职称女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那么,剩下不足60周岁退休的女职工就会更少,可能不足1亿人,仅占全部参保人的10%。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优先统一男女法定退休年龄至60周岁,既是制度的统一,也是制度的公平,而且也是改革阻力最小的延退方案,它会广泛受到城乡居民(就业弱势群体)的普遍拥戴和支持。
更何况,我国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4岁左右,因此,统一男女退休年龄,不仅有利于男女就业权平等,而且也符合自然规律要求。
(7)延退方案的人性化设计:弹性退休制
在延退改革中,人们担心或害怕的,并不是延迟退休本身,而是强制退休制度下的延退“一刀切”做法。正因如此,延迟退休+弹性退休制已成为世界流行的延退标配。
过去我国实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在延退改革后,我们有必要引入弹性退休制度,并同时废除强制退休制度。
美国是弹性退休制度的标准模版。它设定了三个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年龄(目前正在向67周岁靠拢),最早可提前退休年龄(62岁),最大可奖励延迟退休年龄(70岁)。任何人可以在62周岁以上任何时间选择退休,但它设立了“提前退休惩罚,延迟退休奖励”的机制。
正常退休年龄退休可领取100%完整的月退休金;你也可以提前退休,但最早可退休年龄不得小于62周岁,如果你选择62周岁退休,则必须扣减正常退休年龄给付标准的30%左右;但如果你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退休金,而是继续工作缴社保,那么,你退休时的给付将会在正常退休给付的基础上增加奖励,不过最大可奖励延退年龄为70岁,月退休金最多可额外增加30%;如果你年满70周岁,仍不愿退休,也不领取退休金,而是继续工作缴社保,那么,将来退休金的额外奖励仍是30%封顶,但继续缴社保可以按正常积分累加提高退休金水平。
这就是“弹性退休制”的精准而完整的表述,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
当我国统一男女法定退休年龄至60周岁后,最早可退休年龄若设定为58岁,则58岁退休可扣减20%的退休金,59岁退休可扣减10%的退休金,并同时鼓励男女年满60周岁后可自主延迟退休,并最多可奖励20%的月退休金,比方,61岁退休增加10%的退休金,62岁退休增加20%的退休金。这既有利于“奖勤罚懒”,鼓励延长工作年限,同时又能允许真正的体弱多病者早退。这样,更有利于减小延退改革的阻力。
(8)延退配套制度改革必须全面跟进
为配合延迟退休及弹性退休制改革有效推行,我们必须要进行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
第一,模仿美国颁布《反就业年龄歧视法》,防止大龄或老年就业歧视。当你达到退休年龄后,只要你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退休金,雇主就不能强制要求你退休,你可以继续上班工作,并继续缴纳社保。直至你想退休时,再办理退休手续。雇主不得变相地歧视大龄或老年雇员,否则,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尽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将单位缴费比例从现行16%降至12%,同时将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延长至20年或25年。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缴费水平并延长缴费年限。目前,美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雇主与雇员各为6.2%,美国缴费比例低,但退休金给付替代率也很低,仅为38%左右。美国退休金计算公式采用的“最低缴费年限”为35年。在美国,如果你达到最早可退休年龄62岁,工作缴费仅10年,但只要你缴费达到40个社保积分也可以申领退休金,也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但10年缴费工资指数化加总后,它要用“35年”来作为固定“除数”,这样算出来的月退休金就会少得可怜,而且提前退休还要额外扣减。这样的退休金计算公式,有利于鼓励人们延迟退休并延长缴费年限。
第三,大力发展私人养老金制度,做大做强私人养老金储备,并将家庭理财导入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储蓄与养老投资中来。这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世界各国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功能界定为“底线保障”,防止老年贫困。因此,我们14亿人口一定要有足够的私人养老金储备,才能形成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并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体面、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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