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将塌掉一大块

◎作者 | 黄四少

1984年3月，只念过四年书的哈尔滨公共汽车司机王洪成宣布发明“水变油”，被吹捧为能够将人类文明史向前推进上千年。彼时，多位省部级干部观看了王洪成的水变油表演，不少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写信给中央，请求支持这项“中国第五大发明”。

一时之间，有关部门将其视为天人。王洪成不仅取得干部身份，还受到军队24小时特别保卫。上面甚至交待，只要他愿意交出“配方”，就可以出任政府部门高级领导岗位。

他在全国招摇撞骗十余年，有数百家乡镇企业拿出上亿元资金给他搞共同开发，卖所谓的“水基燃料”。

但假的终究是假的。1997年11月，也就是香港回归那年，王洪成栽了，他被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10年徒刑，彻底结束了这个惊天“售假”大骗局。

纵观过去的40年，“假冒伪劣”自诞生伊始，就与中国的地域经济学紧紧绑在一起。

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光怪陆离的打假史。这里有红，有黑，也有中国经济发展的灰色真相。

01

假货地域经济学

王洪成，已从昔日的“神”跌落人间。

但整整20年过去了，中国的假货一直没有绝迹。

有权威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上万亿美元的假货在流动，约占全世界GDP 的2%。

假货泛滥，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实在肥得惊人。随便找个小作坊，付点加工费贴上各大名牌，就能十倍百倍的溢价。1988年-2008年，全球假货产业实现了10,000%的增长，年交易规模突破6500亿美元。利润是全球毒品贸易的两倍。

在中国，并非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制售假现象就越少。

深圳华强北、广州火车站、义乌小商品市场、莆田安福电商城……每一个城市经济地标的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庞大的灰色空间。

这些沿海地区的造假产业链，与地域经济脉络犬牙交错。它关乎着当地就业、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深层次执政难题——

完全打击的话，地方经济也可能会坍塌式败落。像一些地标性的传销城市，传销带来了外来人口的流入与生活型服务业的繁荣。如果彻底根治它，一些社区也会立马萧条，这是非常魔幻现实主义的治理悖论。

有些执法部门也有利益冲动。要增加单位收入，就得把执法变成“执罚”，违法越多收益越多，从而产生了一些放任和纵容行为。

此外，中国人早就穷怕了。就算是月薪五千，活出月薪五万的富贵模样，这样才有面子，才不会被人欺负。

基于贪图便宜的趋利和好面子的心理，消费者产生知假买假的行为。这本身就是假货经济的最大土壤。

02红

假货就像一颗市场毒瘤。

它在给中国造成巨额税基沉没的同时，也给“中国制造”的海外形象蒙上一层阴影。连带着，中国的电商平台也成了最大受害者。

进入21世纪，电商平台崛起，它们身上挨的箭，足够再打一场三国演义。别人在网上买到假货，首先骂的是平台，而不是卖假货的那个厂商。

随着网购群体的日渐扩大，这种矛盾越发激烈。

“我自己这么觉得如果把淘宝关了假货就灭了的话，淘宝人今天晚上就把淘宝关了”。2010年3月，冬天的淘宝年会上，马云这样讲述。

当时淘宝的注册用户已超3亿人，这个成绩放美国，几乎就是顶天了。这种体量的平台，难以避免地成为制售假团伙的猎场。

如今回过头来看，阿里巴巴只是整个假货经济的背锅侠。

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拉平了这个地球，使得假货可以更快捷地触达城市和农村。作为最大的电商平台，自然会成为全社会假货最为集中火力攻打的地方，成为一个显性的出口。

假货泛滥的根源，不在渠道，不在平台，而在于生产。上游的水脏了，下游才无法完全净化。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阿里除了承担平台本身的“通知--删除”义务外，还要如此不计成本的联合执法机构溯源打击线下制假源头。

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再专业再高明的售假者，终有被发现的一天。

借助自身强大的科技能力，阿里可以很好的协助执法机关和被侵权的品牌权利人，对制售假份子实现溯源打击。

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去年阿里网络假货治理各项数据指标首次呈现断崖式下降——

96%的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封杀,被阿里平台主动删除的链接量下降67%；

96%的知产投诉在24小时内被处理，品牌主投诉量同比下降32%，被消费者举报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数下降70%；

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11笔为疑似假货，比去年同期下降26%，被行政执法机关要求协查的知产侵权案件量下降64%。

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18年全年，阿里向执法机关累计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协助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1953名，捣毁窝点数1542个。

四组数据，是成绩，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一家企业，承担起了平台自身义务之外的责任。

03黑

包括淘宝、京东、唯品会等在内，中国的电商平台所面对的困扰，其实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瓶颈。

假货不是电子商务的原罪，而是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致——

中国工业体系齐全，但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利润都被发达国家收割走了。底层市场为谋取暴利，进行了造假。

用历史的眼光看，这种现象，可能会是中国转型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就好像曾经的德国制造，也不是光荣与伟大的代名词。

1871年，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德国，想发展经济，但是一没基础二没技术，就把目标瞄准了英国。一个字，抄！

大批假货蜂拥而入，英国人再贵族，也不得不低下头颅，打响保卫战。1887年英国出台一个羞辱性的法案：任何德国产品都要贴上“made in Germany”以警示消费者。

底层结构的问题，天然决定了打假不是电商平台一个人的事情。更何况，今天的假货经济已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特征——

• 假货治理洼地的出现。阿里巴巴打假成效，会逼得假货流到微商以及其他电商平台等监管薄弱的“洼地”。制售假团伙还会利用一些新兴的社交平台，在上边分享经验、发展下线、教唆犯罪、交换货源，使得假货四处流窜，在别的地方发展壮大。

• 假货产业分工的全球化。组织者在发达国家，加工环节在发展中国家。捣毁境内的代工厂后，境外的上游环节也很难抓捕归案。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打假行动，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只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换句话说，电商平台并没有执法权，打假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各品牌企业、消费者、媒体等。

另一层面，想要真正建立起对假货的狙击机制，线上线下势必要联动起来。各社交、电商等平台，也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主动配合执法机关围剿线下窝点。

04

西西弗斯的石头

在假货治理洼地与制售假产业全球化之外，制售假违法成本低，同样是中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90年代王洪成卖假油，给全社会造成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按照一个北京职工平均5000元年薪算，要不吃不喝干8万年，才能赚回来。但最终，他也只判了十年。

一个王洪成的售假史，也是一部假货治理的司法史。

目前刑法规定，制售假的起刑点是5万元。这个门槛看似不高，但问题在于，从制订至今，定罪的标准一直是以销售金额为一元化标准。而实际操作中，售假者很多时候会故意用现金交易，避免票据留存，商品也销售到天南地北，执法机关很难一一对应，从而最终确定销售金额。

从司法实践来看，因为制售假被判刑、判实刑的人少之又少。

2018年3月，阿里巴巴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在2017年740例已伏案的制售假案件中，刑事判决了129人，缓期执行104人，缓刑比例高达81%。

由于适用缓刑的案例比较多，犯罪分子被判刑后，依然可以在社会上流动，累犯率很高。如此，假货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石头一样，生生不息，不断从各个角落钻出来。

在美国。对制假售假的个人罚款最高约合3300万元人民币，对公司罚金最高近1 亿元人民币，震慑力巨大。

在法国。法律不仅会严惩卖假货的人，买假货的人也可能被罚惨。带有一定的连坐制。

在中国。制售假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其结果就是“违法者笑死、执法者累死、消费者哭死”。

有一组数据显示，早在2000年前后，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高达1300 亿元，国家因此损失税收250 亿元。这样一种藏富于民，跟“王洪成们”的政治发迹史同样病态。

2017年3月，马云就在其微博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改变制售假入刑标准。或许，只有让法律法规的牙齿真正起到震慑效力，涌现更多的执法实践与司法突破，才能摆脱中国假货地域经济学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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