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停滞”，读懂日本经济的两个关键词

近期，各界对日本经济的关注度高涨，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再次破圈走红。6月27日，辜朝明在东吴证券香港策略研究会的演讲中称，据一位中国教授所言“现在有近一半的在中国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

二战后，日本成功实现经济赶超与高速增长，被认为是东亚模式的开创者与优等生。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停滞，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成为20世纪各国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

鉴此，本期的“冉叔聊斋夜读”，我们一起来重读日本知名经济学者伊藤隆敏和星岳雄两位教授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管中窥豹，聊聊日本繁荣与停滞背后的原因。

一、繁荣与停滞，解读日本经济的两个关键词

也许有心的盆友可能还记得，在微信公众号“从三条岭到余家头”，2023年5月10日之《一个余家头理工男“不务正业”之心路历程》一文中，曾经聊道：“ 对二战胜利后，克莱将军接管德国和麦克阿瑟接管日本，各自采用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加上两位将军不同的性格，从而产生了对一个国家进行洗心革命式整体改造的两种模式，很是感叹并深受启发”。

由此开始，从八十年代在余家头求学持续至今，“冉叔叔”一直对日本经济发展模式饶有兴趣，并长期持续动态关注。籍此际会，我们今天也才有缘在此，聊聊“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话题。

《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是对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全景式的描述和解释。伊藤隆敏和星岳雄两位教授深入、细致、全面地介绍了日本经济从二战后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与转型历程，特别是通过高速增长实现起飞和赶超，应对经济崛起之后的贸易冲突、增速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泡沫经济的产生、破灭与“失去的20年”，以及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这有助于了解日本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整个发展历程，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全书分为14章，主要包括：日本经济概论、日本经济史、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金融市场与监管、货币政策、公共财政、储蓄人口和社会保障、产业结构、 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美日经济冲突、失去的20年 。

该书英文版于2020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由伊藤隆敏教授撰写，于1992年出版。对日本经济而言，正如本书第二版界定的那样，“失去的20年”正是1992年开始的。所以，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补充了许多内容。

本书除了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日本经济，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具有一般性的意义。日本是许多宏观政策的实验室。日本最早实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也实施了这样的政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2013年上任后推出了定性和定量宽松（QQE）政策。事实上日本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宏观政策创新。

两位教授是日本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都生在日本并在日本接受了大学教育，之后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既非常熟悉日本的情况，也掌握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

伊藤隆敏，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日本的一桥大学、东京大学，并于2004——2005年任日本经济学会主席。还曾担任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务大臣、首相经济与财政政策顾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顾问。

星岳雄，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坦福大学、大阪大学和东京大学。

二、原来日本“失去的20年”并非由《广场协议》所致

重读《繁荣与停滞》有很多收获和启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阐明了日本“失去的20年”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由《广场协议》所致。

《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走向疲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如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被认为是战后众多首相中比较懂经济的。宫泽喜一在回忆录中就称，日本战后有两大转折点：一是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纷争，引发了战前价值观向战后价值观的大转变，开启了高速增长；二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给高速增长画上了休止符。

伊藤隆敏和星岳雄两位作者则鲜明地指出，日本“失去的20年”和《广场协议》没有多大关系。

两位教授指出，1992—2012年确实是日本“失去的20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20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作者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从供给与需求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入手的。这20年日本同时出现了减速和通缩，在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分析框架中，这意味着需求曲线左移，由此可以判定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伊藤隆敏和星岳雄认为：

日本不合理的货币财政政策、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了泡沫，并且在泡沫破灭后没有很好地加以应对，这是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当然，也有东亚金融危机的连带冲击。

这一点对我国许多理论和政策工作者广为关注的话题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好多论者把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或3年简单归咎于《广场协议》。但是该书鲜明地推翻了这个看法。

该书认为，要解释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首先需要解释在此之前的泡沫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如果日本在1987年就开始实施紧缩政策，泡沫经济就不至于演变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由于当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物价稳定，而当时虽然资产价格飞涨，但CPI涨幅并不大，政策制定者很难前瞻性地认识到泡沫正在积累；此外，即使认识到泡沫在积累，要在CPI不高的情况下实施紧缩政策，阻力也会很大。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由于决策者的前瞻性有限，也由于其他阻力，日本没有及时实施紧缩政策，最后导致泡沫经济愈演愈烈。

《广场协议》的内容是要求日元升值，两位作者在书中展示的证据确凿无疑地表明，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名义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的确都升值了。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升值之后日本出口会疲软、日本经济应该减速。但实际上1985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减速，出口也没有减少，所以，很难说《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疲软和泡沫破灭。“失去的20年”则是更往后的事情了，和《广场协议》就更没有因果关系了。

两位作者还认为，《广场协议》和随后的《卢浮宫协议》并没有使日本经济增长脱离应有的轨道。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相关各界以《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由，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影响经济增长，是误会，也是不必要的。

其实，“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衰退在日本也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观点，从发生的时间上来看也对不上。

对此，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首席专家、研究员刘培林，也认为：

将《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升值且出口仍快速增长两个事实放在一起加以分析，那么，以“倘若没有《广场协议》，日本出口可能会更强劲”为由，把日本经济疲软的原因归结为《广场协议》，说服力不强。

对两个事实的更好解释，毋宁说是日本的出口强劲加剧了日元升值态势。这个解释还可以和下面的事实很好地吻合：《广场协议》后日元单边升值非但没有打击日本企业的信心，相反导致了一种虚幻的财富效应，使得日本企业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给本来已经存在的泡沫经济添柴加油。日本企业在海外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等，正是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

三、复盘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们一般把明治维新视为日本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维新之前是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时代后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佩里率领的黑色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放贸易。在经历了一番抗争之后，日本妥协，德川幕府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力量，积极向西方学习，引入英国的议会制度，同时也引入了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很多改革，包括废除之前的身份等级制度。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后，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更加灵活。同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广泛推行义务教育，对改善其人力资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成长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还特别重视通过产业政策来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日本还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土地税改革等等，从而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1、关于从增长奇迹到经济停滞的背后根源。

1992年至2012年这段时期，就是日本众所周知的“失去的20年”，主要特点是增长率非常低（年均实际增长率为0.8%，而名义增长率为0%）。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的情况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不寻常的，这反映了日本经济正在遭受通缩。

在简单的供求曲线中，经济下行的同时伴随着严重通缩，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需求面。欧美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把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主要归结为需求不足，比如伯南克、克鲁格曼等等。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也比较认同日本“失去的20年”最主要还是需求问题，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学术界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到“失去的20年”，它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20年不是一个故事，这里面有好几段故事，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1997年，这一时期是一次正常的衰退。但是资产价格的继续下跌，金融监管机构放任金融机构资本流失，导致了1997年的银行业危机。

第二阶段是1997年到2003年，发生了一系列金融机构倒闭事件，从正常的衰退演变成了长期的停滞。为此，日本政府和央行创建了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竭力清理不良贷款，直到2003年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得以解决。

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颇有人望的首相领导下，日本经济出现了积极的转变。

第四阶段始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至2012年，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复苏缓慢，并且伴随着严重的通缩。经济危机也带来了政治上的转变和混乱。

到了2017年，GDP缺口消失了，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受供给侧制约的阶段。

2、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成败得失。

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和追赶过程中，曾实施过多种多样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常用的“产业政策”一词也源于日本。

该书将日本实施过的产业政策分为四类：一是针对所有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针对目标产业的市场保护、资源有限保障；三是结构性萧条期间的产能和投资协调，旨在防止所谓“过度竞争”；四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以免在转型期和经济周期的衰退期遭受严重打击。

两位教授倾向于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效果不好。没有产业政策扶持的，发展得也不错；付诸实施的产业政策，也没有实现通产省的期望目标；有些产业政策本身的出发点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两位教授在书中列举了要产生硅谷那样的富有创新活力的创新区域，需要风险投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产学研紧密互动、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生态、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初创企业创建和发展的专业化服务体系。

对此，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首席专家、研究员刘培林，则提出以下观点：

应该从不同国家类型看待产业政策。对于后发追赶型国家而言，针对技术路线清晰、商业前景明确的特定产业，一定时期的倾斜政策，不能说对快速技术追赶和产业追赶毫无益处。

具体来说，追赶型国家在经济起飞和高速追赶阶段，需要必要的基础设施，也需要针对产业进行一定的协调；而在追赶周期的后期，当追赶型国家以几十年时间发展起来的重工业体系需要退出时，也需要一定的扶持型退出政策。

关键在于这类退出政策实施时是应该直接补贴失业工人，还是补贴即将倒闭的企业？实施力度应该多大，实施时期应该多长。如果补贴不是直接发给工人而是发给企业，那么要明确规定政策终止的条件或时间点，以免形成僵尸企业、利益集团，阻碍创造性破坏。

总的来看，刘培林研究员认为：对产业政策很难有斩钉截铁的结论说一定就好，或一定就不好。产业政策要取得一定的成功，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也需要精心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产业政策是科学更是艺术。

3、关于处理好对外关系是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日美之间的主要冲突不是在货币金融领域，而是在贸易领域、产业政策领域

首先，当经济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某些领域里面和国际市场，特别是和美国有竞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当美国要求开放市场、做出改变时，它有些要求不合理，却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有些外部压力推动了日本国内很多领域的改革，如贸易领域、产业领域、金融领域。

再次，日美冲突主要是在贸易和产业领域，并没有太多的外延，没有过度扩大化，也没有过度政治化。

最后，不要因为国际压力就绑架国内的政策，国内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优先的。日本为了签订“卢浮宫协议”而采取低利率，不在乎国内的资产价格上涨、经济过热，这是牺牲了利率去保汇率。事后来看这样做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四、“他山之石”可为“前车之鉴”

作为毗邻的亚洲经济大国，日本和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和社会传统，在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能够使我们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到特殊的启发。

充分汲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蹈日本增速急剧下降和长期停滞的覆辙，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为“前车之鉴”也。

1、关于日本处理贸易冲突的经验教训及启发 。

首先，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之下，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在一战前成为当时的发达国家。

两位教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日美贸易冲突的过程，这里面有几点现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一是国家间围绕贸易收支不平衡的争斗无法避免，尤其是美国对第二位体量的国家，戒备心理更加突出。

二是按照日本的经验，这种争斗其实也是推动国内改革、平衡国内利益集团因既得利益而阻挠改革的重要力量。

三是斗而不破很关键。日美围绕经贸、汇率等，斗而不破，形成了妥协。这对中国下一步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启示。

2、“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也值得借鉴。

2012年12月安倍一上任，就宣布要结束日本的通缩和经济停滞。他认为，日本央行应采取通胀目标和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帮助经济复苏；主张增加财政支出以推动经济走向复苏。

2013年6月，安倍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结构改革方案，即所谓的“三支箭”一揽子政策，一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二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三是增长战略（此即“安倍经济学”）。

通过适时果敢射出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安倍经济学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最终结束了“失去的20年”。

如此，安倍政府在采取了极端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持需求扩张之后，日本经济有明显的恢复，迎来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轮经济景气周期，给失去的20年画上了句号。

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主流观点上，包括事后回过头来看日本是如何破局的，都是通过需求的办法帮助日本走出了“失去的20年”，安倍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关于如何汲取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首席专家、研究员刘培林，有过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刘培林曾基于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归纳出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从追赶周期这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规律出发。

追赶周期背后的故事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体制改革，顺应自身比较优势，释放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的技术追赶，使自身的技术进步速度能够抵消投资回报递减的效应，从而实现起飞和为期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然后，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速逐步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沿用这个关于后发经济体追赶周期的分析框架，刘培林指出：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接近全球前沿，日本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几乎没有了，自身的技术进步速度无法抵消投资的回报递减效应，因此，潜在增速下降是正常的、符合规律的。

日本在高速追赶阶段结束后，只有主要依靠自身的创新，像美国那样拓展技术前沿，才能实现和美国接近的增速。但日本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不够活跃，这可能也是解释日本增速低迷的重要原因。

除了分析“失去的20年”的原因，刘培林还特别指出：

中国的分析者与其强调日本“失去的20年”，倒不如强调日本这20年的发展成就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综观这段历史，我们至少能发现以下三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二战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快速赶超国家，都采取了产业政策，尤其是在经济赶超的初期阶段。

第二个事实：从这些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很多产业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这其中的案例非常多。

第三个事实：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无论是日本还是前面列举的欧洲国家，都在退出产业政策，不再明确大力扶持某些产业的发展，更多强调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

此时，就需要重新调整产业政策，让市场去发挥更多的力量，减少政府在产业层面的一些干预，可能效果会更好。

五、拥抱中国式现代化光辉灿烂的明天

当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当然，历史不会停下脚步等待我们找到持续增长的密码。像所有的经济转型一样，克服困难的关键，简单扼要地说，就是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有足够的生产率上升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压力。生产率的上升离不开创新，而后者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评价的“创新”不能算是真正的创新。

当下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的重大转型，中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和必然历史逻辑。面对全球的急剧变革局势，我们更要不骄不躁，谦卑善纳善学，以史为鉴，以邻为鉴，鉴人类成败为我养料。

我们坚信：伴随国内经济学界对“日本大衰退”的持续研究和“中国式解释”的完美叙事，以及适时重新调整产业政策，让市场去发挥更多的力量，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陷阱！

此时此刻，管中窥豹，貌似对“繁荣”与“停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仿佛又浸入吴晓波在《影响商业的50本书》中所描述的那般空灵：

万里星空下，时间辽阔无边，在静静的阅读中，思想将统治黑暗，把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一切，凝结为生命绽放的秘密。

最后，祝福伟大的祖国！祝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

1、伊藤隆敏、星岳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9月第1版。

2、辜朝明，《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