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80后”接棒，13年7换总经理：东方嘉富人寿的发展桎梏

5月13日，东方嘉富人寿发了一则临时公告，宣布何欣从4月28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改由童超接任，不过童超的任职资格还需要监管核准。

保险公司换帅本来不算什么大新闻，这次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何欣正式担任董事长的时间前后只有半年。再加上今年3月刘大勇刚刚获批出任总经理，可以说，东方嘉富人寿在很短时间里就完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核心岗位的交替。

这家公司过去是中外合资，现在已经转为国资绝对控股，这一轮高层调整其实并不突然，更像是面对资金压力、盈利困难和战略转型的种种现实，对管理团队做的一次重新布局。

一场紧凑的人事交接

东方嘉富人寿这轮高层变动，节奏比市场预期要快不少。整个调整的起点，是前任董事长何欣的离任。

作为一名在普华永道深耕13年的财务老将，何欣同时持有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注册会计师资质。

她早在2024年1月便当选公司董事长，却经历了将近两年的等待，直到2025年11月才正式获得监管批复、走马上任。然而正式履职仅半年，控股股东浙江东方于2026年4月23日发布公告，将其调回母公司出任财务负责人。

4月28日，何欣卸任东方嘉富人寿董事长，仅保留董事职务。这番“候任两年、履职半年即调整”的过程，客观上也为后续更具针对性的人事布局留出了余地。

迅速接棒的，是一个更加年轻化、履历互补的“双80后”组合。

就在何欣调回母公司的同一天，童超辞去浙江东方财务负责人职务，五天后正式出任东方嘉富人寿董事长。

童超生于1984年，并非传统保险业出身，而是一位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及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于一身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回看他的职业轨迹，从君合律师事务所，到阿里巴巴集团和中民投的法务合规岗位，再到浙江东方担任总法律顾问，其履历底色带有浓厚的法律与风控色彩。

在现阶段公司资本消耗较快、资产端潜在风险有所露头的背景下，由一位风控合规背景的高管出任董事长，其“稳住基本盘、控制风险底线”的意图是相对清晰的。

与童超搭班的新任总经理刘大勇，则是更偏向于一线业务的“实战型”选手。

刘大勇生于1981年，是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拥有扎实的大数据保险研究背景，且职业经历覆盖了从顶层咨询到险企一线运营的完整链条。

早年他曾作为麦肯锡与BCG的咨询顾问，深度参与平安集团的改革项目；此后扎根保险行业，先后在阳光保险、弘康人寿、合众人寿担任企划与市场运营核心岗位，并在金融壹账通负责过战略规划。

2022年加入东方嘉富人寿担任副总经理后，他完整经历了公司国资化转型过程。2025年8月原总经理张希凡辞职，刘大勇以临时负责人的身份接手，最终于2026年3月16日正式获批转正，也结束了公司长达半年的总经理缺位状态。

至此，董事长与总经理两个核心岗位全部落定，但这支新团队所面对的，远不止眼前的人事交接，还有公司13年沉浮留下的更深层问题。

13年的包袱

“双80后”高管团队接手的包袱，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嘉富人寿长达13年的曲折治理历程。

2012年11月，公司前身中韩人寿正式挂牌，由浙江省国贸集团与韩国韩华生命保险各持股50%。这种绝对对等的股权结构，设计初衷是为了对等合作，但运行下来，却逐渐演变成一种战略层面的拉锯。

韩方股东更倾向于长期主义，希望用10到12年实现盈利，主张扎扎实实培育传统银保和团险渠道；中方股东则更关注投入产出节奏，想把盈利周期压在8年以内，力推电销、网销等新兴渠道。

双方都没有绝对决策权，战略上的分歧就很自然地传导到了人事层面。

成立13年来，公司总经理职位前后更替了7任，平均每任不到两年。首任韩方委派的总经理丘暾完在任5年8个月，时间不算短，但恰好错过了2013年到2017年中国保险业那段高增长窗口。

他离任之后，变动频率骤然加快 ——2018年7月到2019年4月，短短9个月里，李谦、赵定奎、卢海燕三人先后以临时负责人身份主持经营工作，每人履职时长仅约3个月。

此后接棒的桂文超，在增资落地仅20天后卸任；再往后的张希凡，正式获批任职后也只在岗8个月便离职。

管理层如此高频更替，战略自然难以保持连贯，执行层面也难免无所适从。长期内耗最终反映在了账面上。

据测算，从2012年到2025年，公司累计亏损已超过16亿元。

分阶段看，2012-2019年持续亏损，单年亏损额从0.2亿元逐步扩大到1.5亿元；2020年短暂实现816.4万元微利，但随后2021-2023年再度转亏，净亏损分别为1.2亿元、3亿元和3.3亿元，亏损幅度逐年加深。

面对这一历史亏空，2024年和2025年的1020.6万元与6008.1万元账面盈利，只能带来一定缓解，距离实质性填补缺口还有相当距离。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2022年的那次增资。为了补充日渐紧张的资本，公司于当年7月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15亿元翻倍至30元。

韩方股东此次未参与增资，浙江国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东方持股比例升至33.3%，成为第一大股东，韩华生命持股则降至25%，同时新引入5家浙江地方国资股东。

至此，中韩人寿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身份转换——从合资险企转变为国资绝对控股的地方系险企，并于2025年1月正式更名为“东方嘉富人寿”。

不过，控制权交接之后，留给新一届管理团队的，仍然是一个底子偏薄、有待重整的局面。

股东博弈和管理层动荡拖累了公司的成长节奏，而当下资产负债表的真实状况，更让新团队难以轻松应对。

账面盈利的另一面

东方嘉富人寿近几年的财务数据看似企稳，但真实的业务基础和资本实力并不乐观。

先从盈利说起。2024年和2025年，公司账面上分别实现了1020.6万元和6008.1万元的净利润，单看这两个数字似乎已经走出了亏损。

但仔细拆解就会发现，盈利的主因并不在主营业务上。2024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实际亏损6.7亿元，账面的盈利高度依赖6.8亿元的非经常性损益；到了2025年，扣非后依然亏损0.8亿元，靠的是1.4亿元的非经常性损益才维持住账面盈利。

进入2026年一季度，情况进一步明朗化——单季净利润由盈转亏，报亏2620.7万元。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来自投资端：一季度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滑77.7%，仅录得886.6万元，再加上527.6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亏损，利润表承受的压力就更加明显了。

比盈利疲软更值得关注的，是业务规模的明显收缩和债务杠杆的高企。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还有36.5亿元，到2025年就骤降到了10亿元，降幅超过7成；2026年一季度继续同比下滑13.6%，仅剩1.6亿元，反映出核心业务正在快速收窄。

资产负债端的经营压力，同步传导至偿付能力指标层面。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由2025年末的111.6%大幅下滑至83.94%，已然跌破100%常规达标线，距离50%的监管预警红线越来越近；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21%回落至167.89%。其中，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单季度分别大跌26.66个、53.32个百分点，下滑幅度十分显著。

为了补充资本，公司曾在2025年3月发行了14亿元的10年期资本补充债券，前五年票面利率3.80%，一度把综合偿付能力推高到了334%。

不过，从随后几个季度实际资本的缩水速度来看，发债的效果偏向短期。这笔债务不仅没有解决核心权益资本不足的根源问题，每年还会新增约5320万元的刚性利息支出，未来的盈利压力也随之加大。

除了资本和盈利层面的压力，业务渠道和产品结构上的短板也在逐渐显露，利差损风险开始受到更多关注。2026年一季度，公司签单保费16.3亿元，其中银保渠道贡献13.2亿元，占比超过8成。反观真正体现寿险公司内含价值的个险代理人队伍，目前仅剩303人，显得相当薄弱。

在传统寿险业务占比高达63.4%的情况下，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投资收益偏低，早年为冲规模而吸收的高保证收益存量保单，正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负债成本压力。

如何在百亿级带息债务的背景下，同时应对渠道结构失衡与利差损的双重挑战，是东方嘉富人寿新管理层面前一道绕不开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