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昝涛：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形成战略三角联盟

5月28日，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拉钦举行了三方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场峰会既是三国建立“合纵”联盟关系的最新进展，也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地区国家寻求新合作模式的尝试，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含义。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本文来源于《世界知识》。

本文大约3700字，读完约9分钟。

5月28日，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拉钦举行了三方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场峰会既是三国建立“合纵”联盟关系的最新进展，也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地区国家寻求新合作模式的尝试，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含义。 

“枢纽地带”控制者几经变化  

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其代表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了“枢纽地带”概念，其大致所指就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内陆区域，涵盖了东欧、中亚、西伯利亚南部、蒙古高原和高加索地区。麦金德提出，控制“枢纽地带”是控制欧亚大陆乃至统治世界的关键。当然，他更关注的是现代铁路和工业化使陆权国家（如俄罗斯）能更高效地利用“枢纽地带”的资源，挑战海权国家（如英国）的全球霸权。 

尽管麦金德的理论被认为早就过时了，现当代的历史经验似乎也没有确证其有效性，不过，将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在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战略界仍有不少拥趸。 

从欧亚大陆的文明与文化史看，南亚的印度文明、西南亚的波斯文明、东亚的中华文明等都是比较古老的。而在欧亚内陆的游牧文化往往被这些古老文明视为“野蛮”的文化。游牧人虽然族群众多，但其中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群体最终占据了主要地位。自古至今，突厥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印欧语系，在历史上特别是其中的伊朗语。伊朗语在中世纪曾经复兴，但印欧语在亚洲大陆核心地带的真正“复兴”还是由近代以后外来力量推动的，这就是俄罗斯和英国因素。 

11世纪，讲突厥语的塞尔柱人崛起后，以波斯为中心建立了政权，推动突厥语成为阿塞拜疆、安纳托利亚的民间语言，排挤了此前的波斯—高加索混合文化与希腊文化。塞尔柱人打通了从中亚到地中海的走廊，使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成为突厥语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塞拜疆语与土耳其语互通率达80%。塞尔柱人还控制了阿拉伯帝国的中心，并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土库曼人在伊朗建立的多个政权，进一步巩固了讲突厥语人群及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外高加索地区，作为古老的基督教王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周边帝国的夹缝中顽强存续下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新兴的俄罗斯帝国逐步吞并了外高加索地区，排斥和压制了奥斯曼与伊朗的伊斯兰势力。就阿塞拜疆地区来说，结果就是地分南北，南阿塞拜疆留归伊朗，而北阿塞拜疆（即今阿塞拜疆共和国）被俄国吞并。 

沙俄在黑海—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区的扩张，极大改变了亚洲内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并成为这一地区的现代主宰者。英俄“大博弈”对亚洲腹地的版图划分也具有重要影响。除了分割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问题、印巴分治及克什米尔问题、阿富汗问题、土耳其与希腊及亚美尼亚的矛盾、库尔德问题，等等，都与英、俄扩张的地缘政治因素有关。 

“枢纽地带”的控制者几经变化。在古代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政权，但在近代以后，英国控制南亚，俄罗斯控制高加索和中亚，并在这一沿线博弈。二战后，英国退出，印巴分治。冷战期间，土耳其、巴基斯坦是美国盟友，高加索—中亚地区属于苏联，印度总体上属于不结盟运动。苏联解体后，包括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在内的多个国家获得独立，但高加索—中亚地区长期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当代，俄罗斯的实力和控制力是影响高加索与中亚地区国家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俄罗斯日益被削弱，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又重新回到相对碎片化的局面。这是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日趋活跃的现实原因。  

2025年5月28日，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前排右一）、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前排左一）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排中）在拉钦举行三方峰会。

土耳其是关键

在土、巴、阿的“合纵”关系中，土耳其是关键。巴基斯坦与阿塞拜疆合作，主要也是看中了阿土之间的特殊关系。土耳其的所谓“向东看”，除了其加入欧盟受挫，与北约存在多重不和之外，也是其在自身力量相对增强、而欧亚腹地重新碎片化的局面下，进一步拓展自身势力范围的尝试。在利益和战略驱动之下，土耳其善于使用文化符号与历史资源进行包装，比如“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长期强调“一族两国”论。土耳其还通过文化投资、历史叙事，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近几年“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发展就是表征。其实，土耳其优先的关注对象是北塞浦路斯，并在其“泛突厥主义”的政治议程中强推北塞浦路斯议题。但在今年4月的首届中亚—欧盟峰会上，中亚五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支持联合国关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独立非法的决议，直接挑战了土的立场。这显示出土耳其主导的国际议程在本质上具有脆弱性。不过，阿塞拜疆仍然维系了支持土耳其的立场。 

土、巴、阿三国都是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乐于在合作中强调基于宗教的共同文化因素，其中阿塞拜疆较为世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但没有什么历史纠葛，还有团结伊斯兰世界以及冷战时期同为西方盟友的经历。 

走近更多是实际利益考量 

然而，在历史和文化叙事的表象之下，三国走近更多的是实际利益考量。三个国家各有难题，需要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2020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因纳卡问题发生冲突，土的支持对阿塞拜疆胜利至关重要，土、巴在此次拉钦峰会重申了在该问题上对阿的支持。巴基斯坦是除了土耳其以外少数几个在该问题上坚定支持阿塞拜疆的国家之一（印度与亚美尼亚关系密切）。峰会也提到了阿塞拜疆在印巴最近发生冲突期间对伊斯兰堡的道义和外交支持。土耳其长期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批评印度的相关政策。巴基斯坦则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多次声援土耳其。 

除了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外，经济、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也是三国共同关注的内容。阿利耶夫说：“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经济中投资了200多亿美元，并准备在巴基斯坦经济中投资20亿美元。”在三个国家中，阿塞拜疆是里海地区重要能源出口国，土、巴则面临能源短缺。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途经土耳其，最终抵达欧洲，这使得阿塞拜疆成为向欧洲输送能源的关键国家。2023年，巴阿两国签署协议，阿通过土向巴基斯坦供应液化天然气。 

埃尔多安认为，三个国家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处于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将共同为“中间走廊”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等项目作出贡献。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通过高加索和中亚连接中国与欧洲，在这其中阿塞拜疆具有重要的关键地位，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BTK）是核心项目，连接巴库、第比利斯至土耳其的卡尔斯，最终接入欧洲铁路网。土、巴、阿三国还同为INSTC成员。这个项目始于2002年，创始成员为伊朗、俄罗斯和印度，后来还吸收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巴基斯坦于2024年正式加入。这是一条连接印度、伊朗、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7200公里长的多式联运路线。项目一度处于休眠状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再度受到重视。该项目定位是传统苏伊士运河路线的替代方案，更具成本效益。根据一项调查，INSTC运输费用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路线便宜30%，距离短40%。 

国防合作也是重要内容。土耳其的武器支援对阿塞拜疆在2020年纳卡冲突中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土方提供了先进的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和军事顾问，极大削弱了亚美尼亚的防空与装甲力量。另外，2016年至2019年期间，土成为巴基斯坦第四大武器进口国，而巴成为土耳其第三大武器出口市场。在此次峰会上，阿利耶夫指出，将扩大与巴基斯坦国防工业的合作。这其中包括一项协议，即将阿塞拜疆购买的巴基斯坦战斗机数量从16架增加到40架。  

拉钦作为峰会地点的政治信号  

虽然此次峰会是为了纪念阿塞拜疆的共和国日而组织的，但阿选择刚收复的拉钦作为峰会举办地，并同日启用拉钦机场，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拉钦是2020年纳卡冲突后，阿从亚美尼亚手中收回的关键领土，峰会选址凸显阿塞拜疆对“收复失地”的胜利叙事，也意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三个联盟国家的团结和共同立场，并“警告”亚美尼亚及其支持者。 

亚洲腹地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四个显著的历史阶段转型：古代帝国时期、19世纪英俄“大博弈”时代、20世纪俄罗斯主导阶段，以及当前百年变局下的多元重组时代。当前的地缘重组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导致其在该区域的战略投入持续缩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地区国家普遍采取多元平衡外交策略；新的地缘重构理想与相关国家综合实力相对较弱之间存在长期矛盾。 

总的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三国形成的战略三角联盟，以其合计1.5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和3.5亿人口规模，代表了地区国家寻求新型区域合作的尝试。拉钦峰会大概可以被视为具有当前时代特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也折射出土耳其主导的所谓“泛突厥主义”地缘构想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微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印巴这一传统地缘矛盾似乎也在向高加索地区蔓延，使该区域成为多重地缘力量交汇的新焦点。在不久前的印巴冲突中，巴方在高科技军事力量方面展示出的进步，也给未来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增加了新的可能性。（本文系“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20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