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草甘膦和转基因的思考：草甘膦和转基因农作物没有直接关系

（思进注，注意到，每次转发国家级媒体《科技日报》等有公信力媒体的转基因科普文章，都会引来一群喷子。请特别注意，这儿所指的喷子，并不是指所有的反转者，挺转反转是个人的自由，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即可。这儿所指的喷子，是指那些胡言乱语、甚至对他人恶意的攻击、诽谤之人，这要是在欧美，是犯法的！

事实上，但凡长久关注我的网友都知道，我对于转基因农业的基本观点清晰明了：

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并反对非法种植！

我从不推销任何转基因食品，更不强迫任何人吃转基因食品。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自由！只是选择的依据不要是谣言就行！

至于做财经金融的为何要关心转基因？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过无数遍了！

粮食是第二大的大宗商品，而随着货币战争、能源战争之后，接下来将是粮食战争，这从中国每年必须进口上亿吨转基因粮食就可见端倪了。非但做财经金融要关心，每个人都要关心！

刚在《科学公园》上读到步武堂的文章《对草甘膦和转基因的思考：草甘膦和转基因农作物没有直接关系》，科普了草甘膦和转基因的关系，特转发和大家分享。）

草甘膦和转基因农作物没有直接关系

转基因之争，波及到了一种农药，含有草甘膦成分的农用除草剂---俗称“草甘膦”农药。这种农药在一些人眼里和转基因食品一样被“妖魔化”。

只要有一点科学文化知识的人都应该清楚，这种农药本身仅仅是“化工制品”，和转基因技术没有任何关系，它本身不含有任何“基因”的成分。

含有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剂是农业除草剂的一种，并且是效果最好的、毒性最低的除草剂之一，也是在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之一。这个结论应该是比较中肯的结论，也是有事实依据的结论。

作为一种除草剂，它的作用就是“消灭”影响农作物生长的田间杂草，保证农作物生长过程需要的养分不被杂草“侵食”，从而保证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

使用除草剂这种除草手段也并不是有了“草甘膦”之后才被农业生产广泛采用，事实上当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作为人类科技进步的产物的“除草剂”就开始逐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等手段而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在当今世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当中，使用除草剂除草是最常规，也是最广泛的田间作业手段。

当然，并不是说，用除草剂去除杂草，是唯一的手段（至少人工除草也是一种，似乎更加“生态”），但除草剂的使用一定是最常用最有效的并且普遍适用的手段。

自从人类发明了“除草剂”之后，在满足低成本大规模高效率的农业生产需要的同时，除草剂毒性的危害也在逐渐显现，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不断地研究和改进除草剂的性能，研究改进的方向，就是“高效低毒”。

草甘膦应该是除草剂“高效低毒”研究当中的“先进成果”，相对于上一代产品（比如“百草枯”），草甘膦的毒性，特别是对人的毒副作用已经降低到目前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但同时，他的除草的效果和广谱性却要高于（至少是不低于）上一代除草剂产品。这应该是科学家们对社会的贡献。

但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草甘膦毕竟是一种除草剂，是一种农药。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必须要有“毒性”——对于植物的毒性。如果草甘膦“完全无毒”（针对植物）的话，那就没什么存在的意义了。没有任何毒性的农药，世界并不存在，也不可能被发明出来。而草甘膦就是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的农药之中毒性最小的一种。

危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草甘膦这种除草剂对人的危害的大小，是和同样是除草剂的其他类型农药比较而来的，这样的比较才会有意义，拿草甘膦和饮料来比较安全性如果不是故意所为的话，就是毫无基本常识。

因此，对于草甘膦这种除草剂，只要是按照说明书和使用操作规程使用的话，可以肯定没有比其他除草剂更大的危害。当然，如果将来能够研制出对人类毒性更低的除草剂的话，草甘膦自然会被淘汰。

李科森，他在位期间利用政治判决的威力打压科学界，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长期停滞的末路。术业有专攻，草甘膦是否致癌，转基因是否安全等科学问题，必须由有资质的科学机构裁决，其他诸如政府、军队、法庭、作协、媒体等一切非科学权威机构都无权做出判断。

正因为草甘膦除草剂相对安全性更高，除草的广谱性更强，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持续的大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个别“民事诉讼”应该是不奇怪的，尤其是在美国，每年都会发生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葩诉讼”，并且奇葩诉讼胜诉的案例也并非没有先例。毕竟在那个国度“教会鸭子抽烟都是有可能的”。科学问题，只能交给有资质的科学机构来判断。法院不是科学机构，它的判决完全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公信力，法官和陪审团不是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也同样会由于个人感情和主观偏见做出错误的判断。

草甘膦不是转基因伴侣

目前种植转基因大豆所转的基因，就是抗草甘膦的基因，由此，有人别有用心的称草甘膦是“转基因伴侣”，这个定义其实是非常“无厘头”，很不严肃。大豆之所以要转入抗草甘膦基因，是因为抵抗草甘膦的除草效果，所以转基因大豆农作物应该称作：草甘膦杀手。大豆农作物有了这种基因的保护，就可以保证大豆农作物不受草甘膦的侵害，从而让高产成为可能，同时，这种大豆作物并不能也没必要增加草甘膦的使用量。也就是说，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本身，就是减少草甘膦使用的。考虑到农民或过量使用草甘膦，所以国际上制定了严苛的草甘膦剂量残留安全标准。只要在安全标准范围以内，即使检查到有草甘膦残留，也是对人体安全无害的。

按照常识性的概念，使用了草甘膦的农作物，必然会有草甘膦的残留，这不是仅仅针对草甘膦而言，广义上说，只要使用农药的农作物多多少少都会有残留，完全没有残留的农药，要么不存在，要么用不起。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安全标准问题，也就是“安全的残留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的，当社会的科技水平只能检测到万分之一的精度时候，万分之一以下就会被“视作”近似于零，当社会的科技水平可以检测到百万分之一精度的时候，小于百万分之一就会被“视作”近似于零。这就是科学进步带来的检测手段的进步和检测标准的精确化。

所以，强调“零残留”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的“零残留”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而重视目前标准下的检测监督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草甘膦有多大的“罪过”？我们现在有没有比草甘膦“罪过”小得多的可以被农民接受的除草剂呢？而转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又有多大的“罪过”呢？难道非转基因的大豆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就不用除草剂，或者说所用的除草剂就比草甘膦“安全”很多吗？事实上，在转基因作物被发明出来之前，草甘膦早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即使转基因技术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草甘膦也早就有了。转基因和草甘膦并没有直接关系。把草甘膦说成是转基因的“伴生”，是居心叵测者的下流污蔑。

对于草甘膦这种除草剂，要有一个客观冷静的认识，所谓的低毒，并不意味着可以集中大量的“食用”，即使是作为每天必不可少的食品添加剂的“食盐”同样也不能集中大量食用，就是短时集中饮用大量的水，也会因为中毒而有生命危险。

社会要发展，必然离不开科技的进步，早在四十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至今日，我们的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农业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果，必然要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也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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