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略咨询：评《浙江省开发区条例》的破局意义

  2026年5月28日，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开发区条例》，自7月1日起施行，同时一揽子废止宁波、温州、杭州、萧山4部经济技术开发区旧条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法规更新，而是浙江以省级统一立法的方式，对全省开发区治理体系进行的一次系统性重构。在全国开发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浙江此举的示范价值值得深入审视。

  一部条例何以值得如此关注？数据是最有力的注脚。浙江开发区贡献了全省超五成外贸进出口、超六成实际使用外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超七成规上工业总产值——这意味着浙江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实质上是“园区经济”。开发区强则浙江强，开发区的制度瓶颈就是浙江发展的天花板。然而长期以来，浙江各开发区只有宁波、温州、杭州、萧山等地方性条例，立法层级不一、规范尺度各异、制度接口不通，制度碎片化格局已经不适应开发区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此次以省级统一条例取代四部地方旧法，本身就是治理体系整合的重要一步。

  从内容架构看，6章36条的精练篇幅背后，是浙江对开发区改革核心命题的精准回应。

一、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的破冰是这部条例最大的亮点。条例明确开发区管理机构为县级及以上政府派出机构，同时推动“逐步剥离社会事务职能”，这意味着从政策倡导升格为法定要求。过去各地虽然都在喊“聚焦主责主业”，但缺乏刚性约束，社会事务一有压力就往管委会身上压，导致“减了又加、剥了又裹”。立法层面的明确表态，为管委会轻装上阵提供了制度保障。与之配套的经济管理权限清单制、委托市场化运营机制、动态人事薪酬体系，则构成了“管委会+公司”模式的法律框架——不再是各地自行探索的先行先试，而是有法可依的制度安排。

二、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的确立则是另一大突破。条例明确对低效、不达标开发区建立整改退出机制，这在省级立法中具有突破意义。长期以来，开发区“只进不出”“只建不撤”是全国性顽疾。一些园区设立多年、亩均产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却因各种利益牵绊而无法退出，占据着稀缺的土地和政策资源。浙江将退出机制写入条例，是对“铺摊子”思维的立法纠偏。当然，退出标准如何量化、整改周期如何设定、人员安置如何保障，仍需后续配套细则跟进落实。但方向已经明确——开发区不是“铁饭碗”。

三、发展导向

  发展导向的锚定同样意义重大。条例将开发区的功能定位聚焦于先进制造、高新技术、未来产业三大方向，并以数实融合、科创平台、产业链招商、绿色低碳等关键词勾勒出发展路径。这一设计的深意在于：以立法形式划定开发区“该干什么”，同时也划定了“不该干什么”。过去一些开发区什么项目都接、什么产业都做，产业生态无从谈起。浙江此次通过法规明确产业导向，实质上是对开发区招商和产业发展的一种法治化约束。

四、服务保障

  服务保障的升级同样不容忽视。建立国家级开发区直联机制、涉企一站式服务、低效用地再开发、市场化投融资支持——这些条款回应的是开发区一线最迫切的呼声。尤其是“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法律支撑，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浙江而言，几乎是开发区未来空间增量的关键出路。不再依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转而向存量要效益、向亩均要产出，这与浙江自2006年以来持续推进的“亩均论英雄”改革一脉相承。

  当然，一部条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实施的难点往往在于利益调整。社会事务剥离后，原有人员编制如何消化？分类考核体系能否真正替代GDP导向的惯性？市场化运营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否避免“换汤不换药”？这些问题考验的不是立法技术，而是改革执行的决心和智慧。

  放在全国开发区改革的版图中看，浙江此次立法的标杆意义至少有三重：

  一是以省级统一立法终结了“一区一法”的碎片化治理，为全国提供了制度整合的范本。

  二是将改革实践经验固化为法规条文，使开发区治理从“红头文件推动”走向“法治轨道运行”。

  三是在退出机制、权限清单、市场化运营等关键改革环节实现了立法突破，为其他省份蹚出了路子。

  回望历史，1984年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经开区获批设立，浙江经济率先在改革开放中破冰而出。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浙江又以一部条例为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法治底座。从“政策特区”到“法治高地”，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治理工具的升级，更是发展理念的进化。当全国开发区都在寻找转型的路标时，浙江交出的这份立法答卷，或许正是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