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赋能”专精特新”——合肥模式可否复制？
聚焦与余光 
作者：李平、丁威旭、孙虓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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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成为近期产业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在浙江省长基金研究课题中专注研究“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强调我们原创的“T型战略”，即深度核心竞争力与广度核心竞争力相互平衡，互为杠杆的良性循环。换言之，“T型战略”体现在“深挖洞”与“广积粮”两大维度方面。
最近我们进一步思考，除了从战略视角赋能“专精特新”企业之外，是否可从投资视角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在政府通过产业基金（包含国有资金与非国有社会资金）投资助力地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方面，安徽取得初步成效，引发国内热议，被称为“合肥模式”。下面，我们以“合肥模式”为例对此视角进行深入阐述。
日前，由安徽省投资集团联合安徽叉车集团共同组建的安徽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中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注册规模为100亿元，主要投向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目的是运用资本力量引导社会资本向安徽聚集，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来自各个方面的资本支持，以更好地服务“双招双引”和“三地一区”建设。
像安徽省投资集团这样具备国资背景的投资机构在安徽并不鲜见：6月刚完成注册的安徽省碳中和基金有限公司背后就有安徽省国资委的身影；今年1月成立的安徽黟县战略性产业招商引导基金由黟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注资；合肥市肥西县于今年2月官宣设立总额100亿元的政府投资母基金，支持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领域建设等。由此可见，“合肥模式”在安徽不断落地应用，助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我们认为，“合肥模式”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此模式有效兼顾社会发展与金融回报双重目的。这就是该模式的底层逻辑。
在实现社会发展目的方面，“合肥模式”赋能安徽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地方发展实力，包括产业与科技实力等领域，以此更好满足当地人民生活的需求。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安徽聚集比亚迪、大众、蔚来、吉利等厂商，预计到2025年合计产量将达到150万辆，几乎是目前的6倍。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上，安徽在量子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全国第一，集聚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量子企业。另一方面，围绕产业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去年有8项制造业‘揭榜挂帅’攻关项目打破国外垄断。
此外，安徽从2018年全年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至2021年全年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仅用了3年时间。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此前曾介绍，在2012年到2021年的10年间，安徽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9%，位居全国第3位。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7%，增加值占比由2012年的34.8%提高到2021年的45.7%；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9.8%，产值占比由2012年的18.1%提高到2021年的41%。
在实现金融回报目的方面，“合肥模式”同样成功，不仅有效增值国有资产，而且让非国有资金获取低风险的高回报。例如，2007年合肥政府拿出当时三分之一的财力砸面板产业，投资京东方，赚取100多亿元；2011年，又拿出100多亿元砸半导体产业，投资长鑫/兆易创新，上市浮盈超过1000亿元；投资京东方6代线、8.5代线，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实现资本退出，收益近200亿元；接着投资安世半导体、闻泰科技，收益及浮盈近1000亿元；2019年，再拿100亿投资蔚来汽车，已获得千亿元的账面回报。这种投资效率，即便在成熟的私募投资市场上，也是鲜有所见。
我们认为，“合肥模式”值得借鉴的关键之处在于该模式有效兼顾社会发展与金融回报两大方面。换言之，国有资本与非国有的社会资金的搭配获得双重价值，既发展了地方经济，又取得高投资回报。下面，我们重点探讨合肥模式的运营机制以及成功要素。
如今，安徽可以说在“合肥模式”方面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已经引起国内投资界热议。具体而言，“合肥模式”的运营机制（包括资金来源、投资方向、退出模式等方面）体现为政府依托国资平台，联合头部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基金群，通过直接投资、组建和参与各类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换言之，“合肥模式”就是以国有资金为种子基金，或称“母基金”，以此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引导多元化社会资本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这就是合肥“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模式，以此构建多元化融资投资体系，形成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赋能平台。
在融合搭配国有资金与社会资金基础之上，“合肥模式”的投资方向聚焦战略新产业布局，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基金、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十大新兴产业项目集群。前面提到的安徽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与合肥市肥西县政府投资母基金均坚持专业立身，聚焦上述新兴产业方向，专心研究、专注投资，打造专业团队，建立专业化运行机制，建设一流的专业化母基金品牌，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兼顾社会资金低风险的投资高回报。
资金如何退出，或许也是在做投资决策时候考虑的比较关键的问题。“合肥模式”坚持全产业链招商，通过扩展产业链配套服务来形成产业集聚和上下游联动。在项目成熟后，“合肥模式”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发展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基本路径，设计了完善的国资退出机制。例如京东方项目在完成8.5代线项目建设后，合肥国资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完成投资退出，为新的投资积累资金，实现良性循环。
总之，“合肥模式” 的独特运营机制包括资金来源、投资方向、退出模式等方面的独特举措，即以国有资金为杠杆吸纳社会资金（资金来源），聚焦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方向），形成适时进退的良性循环体系（退出机制）。
我们认为，“合肥模式”成功的精髓首先在于该模式的底层逻辑，即有效兼顾社会发展与金融回报双重目的。其次，“合肥模式”成功的精髓在于该模式的运营机制，即以国有资金为杠杆吸纳社会资金（资金来源），聚焦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方向），形成适时进退的良性循环体系（退出机制）。
需要指出，“合肥模式”的成功同时源于安徽地方政府对市场导向产业发展态势的精准把握。合肥是国内科教优势较为突出的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具备将科教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的基础条件。加之靠近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在产业承接上较内地省区市更加便利，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历届合肥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地把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驱动发展摆上核心战略位置，通过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做大经济体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坐实经济质量，实现追赶引领跨越，把承接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这也反映合肥在利用产学研创新体系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包括采用“创投风投+孵化”模式培育新兴产业。
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合肥市确立了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十四五”期间，合肥致力于构建城市八大产业链条：即“芯屏器合”（“芯”指芯片产业，“屏”指平板显示产业，“器”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集终生智”（“集”指集成电路，“终”指智能家居、汽车等消费终端产品，“生”即生物医药，“智”指与工信部共建的“中国声谷”以及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以此形成合肥城市产业地标。从京东方到兆易创新，再到蔚来汽车，合肥市政府撬动了显示屏产业、半导体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带动当地就业，也加速推进着产业的升级。
总之，我们归纳“合肥模式”三大成功要素，包括该模式的底层逻辑、运营机制、地方政府对市场导向的产业发展势态的精准把握。这三大要素可以被视为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具体体现，形成相生相克的阴阳平衡关系，既相互赋能，又相互制约。
“合肥模式”与“专精特新”
“合肥模式”的成功固然有自身的独特因素，但以资本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值得借鉴，尤其是对于备受国家重视的“专精特新”企业而言。“专精特新”企业是我国重点培育的对象，当前国内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超过4万家，其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有4762家（此外，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848家，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同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有力支撑，我们统称为“精一赢家”），超六成集中在制造业基础领域，超七成深耕细分行业10年以上。从行业内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处于市场与技术双重领先地位（其中22%的企业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但与大企业相比，其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韧性不足。因此，“专精特新”企业更需要资本的赋能，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足够的韧性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对于资本而言，投资“专精特新”企业也是大势所趋。在《回归企业成长的活水源头：“一专多能”企业发展模式》一文中我们曾介绍，2020年4月，美国硅谷风险投资专家Alexandre Lazarow 曾指出，过去风光无限的“独角兽企业”，整体绩效与投资回报远低预期。整体看，“独角兽企业”的光环已经退却，走了样的硅谷模式，逐渐演变成资本围猎的游戏，而“骆驼型企业”与“老虎型企业”避免了“独角兽企业”的资本游戏陷阱。
“骆驼行企业”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思维，奉行长期主义，相信时间的力量，属于稳扎稳打型，这样的企业持续性和适应能力突出，但对投资者而言，投资时间跨度往往太久，不利于资本退出及流动。“老虎型企业”则兼具“独角兽企业”的高举高打与“骆驼型企业”稳扎稳打的综合特性，在技术或商业模式上领先于行业，能得到资本市场的适当认可，其相对较高的投入与估值能整合较多资源，同时又具备清醒的战略敏捷性，不在较高成长过程中丧失应变能力。
值得玩味的是，“专精特新”企业凸显“老虎型企业”的核心特征。相比投机的“独角兽企业”和耗时的“骆驼行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更符合“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的投资需求。“耐心”资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注重投资方向的相对“长期”稳定，同时强调适时调整投资路径，兼顾长期主义方向与适应变化路径，与“老虎型企业”特征高度吻合，因此符合专精特新企业；二是注重投资对象的整体性，尤其是产业集群与生态系统。
我们认为，中国园区与产业集群都需要重大转型。第一，中国园区应该转型成为围绕一个主导产业高度聚焦的园区。第二，中国产业集群未来发展方向应该转型成为高度异质化的产业集群。
这与以“专精特新”企业（以及更加广义的“精一赢家”，包括单项冠军企业在内）为主体改造升级各种工业园区与科技园区的战略思路不谋而合。首先依据产业集群逻辑（即以产业纵向供应链，或以产业横向类似产品为基础在某一地理区域聚焦），将包含多元产业的各式园区改造成为单一产业的集群。其次，在单一产业集群基础之上，加入赋能性服务机构，包括科技研究机构、法律服务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将单一产业集群变成产业生态系统，包括业务高度相互依赖的企业成员、共享赋能服务平台的等生态功能。
需要指出，以上两大改造升级过程必须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主体。首先，“专精特新”企业可将目前高度同质化的园区或产业集群改造升级成为高度异质化的产业集群，将“红海竞争”变成“蓝海竞争”。其次，“专精特新”企业加速产业集群生态化，尤其是他们与产学研体系的内在联系，以及他们采用T型战略所带来的“五基”（即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设备、基础软件）供应链效果。
另一方面，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也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再融资和资本流动创造更好条件，随着A股市场注册制推进，尤其是专为“专精特新”企业量身打造的“北交所”，未来“专精特新”企业上市步伐将加快，通过IPO融资不再是难题，而资本退出周期也将随之缩短，避免因退出时间跨度过大带来的潜在风险。
“合肥模式”的独特启发
以“合肥模式”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发展，实现企业和资本双赢的路径并非所有地方政府皆可照搬，但至少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这种模式可以借鉴。例如以深圳为核心的大湾区、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山东省都是新兴产业与“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地区，投资机构数量众多，地方国有资本实力更强，以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赋能，将会给“专精特新”企业的加速发展插上更为有利的翅膀。
为此，我们强烈建议将“合肥模式”应用于“专精特新”企业，尤其是以其为主力的战略产业集群领域，包括传统产业新型化（例如智能化、新材料化等）与新兴产业（例如信息产业与新材料等）。
具体而言，由“专精特新”集中的大湾区、长三角和山东等区域的地方国资作为GP（一般合伙人）牵头，与位居产业链下游的的龙头企业（包括央企与其他上市企业，作为共同GP或有限合伙人LP）深入合作，率先成立种子基金或母基金，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社会资金，给位居产业链上游（尤其是卡脖子“五基”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资金赋能，完善地方产业的补链与强链。这表明地方产业链的完善需要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主力，构建高度异质化的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生态化。通过对“专精特新”这类老虎型企业的投资实现快速与稳健平衡的投资回报，并通过完善的退出机制形成良性循环，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阴阳平衡关系，以此实现兼顾社会发展与金融回报的双重目的。
作者介绍：
李平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企业管理领域李达三首席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企业管理终身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2020年斯坦福大学全球2%经管专业顶尖学者、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聚焦与余光”公众号（ID：Insignt-ABC）创始主编。
丁威旭博士为一位国际化的学者，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日本立命馆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管理模式研究院研究员、Seshat人工智能学术写作辅助平台项目创始人、“聚焦与余光”公众号（ID：Insignt-ABC）联合创始人、执行主编。
孙虓为“聚焦与余光”公众号（ID：Insignt-ABC）特邀财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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