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先生｜沉醉于传统   陶然在笔墨（一）

  在三十年风云际会的当代书坛上，王镛先生以他多元的视野和人文情怀，开辟了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道路。

  从个性语言的形成到风格范式的确立，他以一位艺术家执着而又深沉的陶铸之心去感受书法。诚然，他的风格和面貌，不是属于那种优雅和娟秀的类型，或许是心性使然，他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对朴质与率真情有独钟，乃至充满敬意。其实，这也正是他在生活里所一直秉持的为人处事之道。忌浮华而重率真；轻文饰而重性情。这样的审美风尚和人格精神，应当说与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是遥相暗接的。大朴不雕的境界，文与质的调和，正是中国文化心灵深处的崇高理想。

  王镛先生的艺术，取法秦汉，遥望晋唐。尤其对属于民间艺术的权量诏版、碑刻铭石上的文字深爱有加，这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动因，更是他对这个时代的贡献。

  美与丑似乎是西方文本惯用的批评标准；雅与俗才是我们审美传统的评价体系。从此而言，王镛先生的审美祈尚和追求，无疑是属于大雅的范畴。

  这一切，正是王镛先生作为一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之于当代书坛的重要意义。

  沉醉于传统 陶然在笔墨

  王镛对话访谈录（一）｜董雷

  董雷：乐山水之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之一，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宗炳“至于山水，质有而趋灵”，甚至到韩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等等，山水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思想甚至是道德内涵。您当初在选择攻读李可染先生山水画研究生的时候，对于山水或者对山水画有怎样的理解？

  王镛：当时选择山水专业时，对它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1979年的一天，李可染，叶浅予老师给我们上课以前学画的时候，不论是山水还是花鸟，都爱画上几笔。更喜欢山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身感觉花鸟画，尤其是写意的花鸟在近代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的高峰。很多人都不能逃脱诸如齐白石、吴昌硕等大师光环的笼罩，而且总觉得花鸟还是一个比较微观的世界，还是山水能传达出更多一些的自我表现欲望。而人物画很容易受到形的限制，不像花鸟和山水能够发挥中国水墨中的写意精神。还由于当初没有受到过什么系统的专业训练，而近现代的中国人物画，因受西方绘画的影响，比较讲究写实，需要受系统而专业的训练。并且当时的人物画还没有摆脱那种主题性绘画色彩，政治性比较强，就我自身来说不是很喜欢。所以还是对山水比较有兴趣，这可能也与我自身的性格有些内在的联系吧！

  王镛先生书法欣赏｜1985年（乙丑）作

  我报考中央美院的山水画专业，还是有一番曲折经历的。当年从初中毕业就想考美院附中，正好赶上“反右倾”，因影响到文艺界，附中当年也停止招生了。无奈高中毕业之后又赶上“上山下乡”，便再一次与理想失之交臂。但我从小对艺术的喜好却一直没有中断。当时由于处在“扎根农村，闹一辈子革命”的“文革”浪潮中，有一段时间是很绝望的。下乡在北大荒，由于地僻人稀，劳作也很辛苦，但对绘画的爱好却始终没有割舍。在劳作之余，也挤点时间写写画画。当时的运动仍然在继续，我经常被抽调去搞宣传，画宣传画，当时最擅长的就是画毛主席像了。由于小时候学的比较杂，对各个画种都能应付一些，久而久之也就小有一点名气，这就给了我很多的动笔机会。后来在地方的学校当老师，学校的美术和宣传工作几乎都是由我负担，所以绘画就一直没有扔下。

  在此之后，由于北京普及高中教育，缺少师资，我被调了回来，在中学做了一名美术教师。当时正在“学黄帅”，动荡的社会环境也造成学校秩序比较混乱，我便在课余进行一些自己的创作。看望梁树年老师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考生，报考美院的时候，由于高考已停止多年，所以当时报考的人很多。我早期绘画涉猎的范围比较广，这对我考取中央美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考上美院的时候，兴奋之余更深感压力巨大。由于我是以同等学历身份考上的，所以感觉自己差的东西很多，在学习中便更加的勤奋。当时班里一共有5名同学是学山水的，其中有1人兼学书法、篆刻。因为从小对于书法、篆刻就打下了一些基础，所以最后通过考试就确定由我来兼攻书法篆刻方向。

  王镛先生在全国中青展评选现场

  董雷：那您认为在自己的艺术经历中，有哪件事情对您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

  王镛：那当然还是考上中央美院了。我觉得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一个很浓的艺术氛围，就算你再有能力和才华，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董雷：李可染先生是现代山水画大师，他的山水画一改逸笔优雅的文人积习，在深沉黑色形式的基调下，通过饱满的构图给人以深沉博大的感觉。您的山水画在总体的章法布局上与李可染先生有相似之处，您认为在艺术创作中都受到李可染先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王镛：现在回想起来，受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虽然现在与李可染先生的风格不是很像了，但从像到不像还有一个过程。当时我们上学时，整个艺术界的观念还是受到很多禁锢，自我意识很淡薄，所以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观念还是比较模糊，当时想的就是把导师的东西研究、吸收过来。研究生第一年我们很系统地学习李先生山水画的创作技法。李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山水画创作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体系。从写生到创作，从创作理念到绘画技法，都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现在回想起来李先生对于画面整体的把握和关注，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我感受到绘画中最难把握的也就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对于统一与对比关系的理解，已经被李先生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来认识了，可以说李先生从把握作品的完整性方面来说是非常高明的，这也是传统绘画中相对薄弱的一面。

  王镛先生书法欣赏｜2010年（庚寅）作

  此外李先生对于艺术审美的认识，也给了我深刻的启发。他认为那些轻薄、秀巧的审美趣味虽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与浑厚、深沉的审美取向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他认为这种审美差异的比较，关系到艺术发展的方向，提倡要把握时代的审美特点。生活、自然、传统三者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有益的平衡，不可偏废，这也是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小，作为一个具有革新色彩的大师，李先生的教学也是高屋建瓴式的。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师从李可染先生真是很幸运。后来受到叶浅予先生的启发，认识到应该在求学的这三年里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在学习中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风格特点，这样我们便逐渐地与李先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他对我艺术风格的形成依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镛先生书法欣赏｜1998年（戊寅）作

  董雷：您觉得在山水画中受李可染先生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整体性的把握。但我感觉不仅在您的山水画中，在书法和篆刻中那种整体性的风格特点也都是十分的鲜明。您的书法不是精研于每一个字的刻画，而是一种整体的把握。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您的书法、篆刻和山水画之间保持的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镛：我现在也奇怪，上学的时候对绘画、书法就都喜欢。12岁开始学刻印，父亲带我去苏联展览馆看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的遗作展，当时不是很懂，但已经感到齐白石很了不起，对他特别的崇拜。那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把书、画、印都搞好。至于书、画、印之间的关系，在明清以来的传统中，一直十分紧密。近现代的大师没有哪个是仅专一科的，都是寻求一种全面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三者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虽然篆刻与书法和绘画相比较来说距离较远一点，是在石头上的一种刻制过程。但现在想想，在极小的空间里，那种对于形式感认识的细腻和深度，以及对章法处理和线条质感的把握，是没搞过篆刻的人无法体会到的。当然，书法表现得就更加直接了。书法给绘画的启示，并不在于单纯的把一点、一撇直接地应用到绘画作品中，我觉得恰是对绘画中线条的组织，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对地道民族审美形式的完整把握。如果缺少了这个，中国的传统艺术将被削弱很多，就不那么纯正了。

  王镛先生书法欣赏｜2012年（壬辰）作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艺术传统有所发扬，所以现在我的工作室的发展就有这种趋向：以书法作为基础，然后涉及国画和篆刻，效果就非常的好。我的学生刚来的时候只有一些书法基础，虽然每学期仅有一小段时间的国画课，可是到了三年级以后，我对他们的信心就坚定了。他们的绘画能力和笔墨功夫，比国画专业的学生可能还要好一些。由此可见，重新认识书画印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对于传统艺术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完待续）

  董雷 辽宁沈阳人，先后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艺术学理论博士后。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办公室主任，一级美术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协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文化部青联副秘书长，国家艺术基金评委。

  摘录：《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丛书--王镛》吉林出版集团责任公司，2006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