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霍学文治下北京银行高管震荡频繁，净利增速下滑多次被罚

  在中国城商行体系中，北京银行一直以“首都金融名片”自居。然而，近年来该行却频频因高管人事更替、盈利能力滑坡与合规漏洞饱受外界质疑。

  在现任董事长霍学文（其曾担任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理应对金融合规与风险治理有深入理解）主政期间，北京银行似乎未展现出预期的“监管系”治理优势，反而在多个方面表现失序：一方面，高管变动频繁，团队稳定性似乎不足；

  另一方面，北京银行近几年归母净利润增速断崖式下降，从2022年的同比11.4%的增速将至2024年0.81%的同比增速；此外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加权）也在下滑。

  更令人担忧的是，监管处罚接连不断，暴露出其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存在短板。在行业普遍面临转型与重构的当下，北京银行却显得步履维艰，其深层次问题亟需全面审视。

  北京银行高层频繁换血，人事频繁震荡

  作为金融机构“看人下菜碟”的特殊行业，高管稳定性对于战略执行和市场信心至关重要。

  然而，北京银行近年来高层频繁换血，治理结构显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

  2025年2月，担任行长达七年的杨书剑宣布辞任，其后迅速转投华夏银行出任党委书记，拟升任董事长。

  值得注意的是，杨书剑自1997年加入北京银行，从基层一步步成长为行长，堪称“元老”级人物。

  这样一位熟悉北京银行体系、主导多轮战略转型的“老人”突然离职，给市场留下了诸多猜测。

  紧随其后的，是霍学文继续连任董事长、戴炜代为履职行长。

  戴炜虽拥有丰富的分行管理经验，但其此前从未涉足全行经营统筹，其对宏观战略及多元业务板块的驾驭能力仍有待检验。

  而戴炜的“扶正”也尚需监管审批，其“试用期”状态进一步加剧了高层的不确定性。

  过去半年，北京银行副行长层亦持续更迭。2024年11月以来，多位副行长轮番变动：王健退休、魏德勇离任、徐毛毛与郭轶锋上位。

  短时间内密集的人员更替，表面看是“新老交替”，但在内控与业务承压背景下，也不免令人联想到“救火队长”角色频频轮换，反映出北京银行治理层对于当前困境的应对策略尚未形成清晰方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银行董事长霍学文的“监管系”背景。其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理应对金融合规与风险治理有深入理解。

  然而，北京银行的高频人事震荡却恰恰发生在其主政期间，这难免令人质疑其组织管理与班子统筹能力是否匹配如此关键岗位。

  盈利陷疲态，净利增速断崖式下滑

  管理层动荡之下，北京银行的财务表现也似乎不尽如人意。

  2024年年报数据显示，该行虽然资产规模有所增长，但关键盈利指标持续承压，暴露出结构性瓶颈正在积累。

  首先，净利润增长几乎陷入停滞。2024年归母净利润仅为258.31亿元，同比增幅仅0.81%，几近原地踏步。若将通胀与资金成本因素纳入考量，实质上已呈现“负增长”趋势。

  其次，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放贷盈利模式遭遇挑战。2024年末净息差降至1.47%，较上年末减少0.07个百分点。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深化与LPR多轮下调背景下，该行资产收益率明显承压，而负债端成本刚性调整较慢，息差空间被持续压缩。

  尤为关键的是，利息净收入仍占其营业收入74%以上，这意味着对传统信贷盈利模式的依赖度极高，一旦宏观利率或行业政策波动，其盈利能力将更为脆弱。

  更令人忧虑的是，该行拨备覆盖率与拨贷比双降，风险抵御能力弱化。拨备覆盖率降至208.75%，拨贷比则为2.73%，分别同比下降8.03和0.13个百分点。

  尽管不良贷款率略降至1.31%，但“可疑类”与“损失类”贷款余额双双上升，其中可疑类贷款增加近25亿元，损失类贷款增幅也接近17亿元。

  这表明在表面数据平稳之下，贷款资产质量实则隐忧重重，潜在风险正逐步浮出水面。

  此外，北京银行开始依赖非利息收入“补血”，这本应是业务转型的积极信号，却在其身上显露出结构性风险。

  2024年，非息收入占比小幅提升，然而主要增量来源并非中收类业务，而是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两者皆高度依赖资本市场表现，缺乏稳定性与可控性。这种“靠运气”型收益结构，显然难以支撑一家银行的长期稳健经营。

  监管罚单频频，合规内控形同虚设？

  如果说高管动荡与盈利乏力仍属发展瓶颈，那么持续不断的监管处罚则直接揭示了北京银行在基本合规与风控层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仅2024年一年，北京银行便因各类违规操作被罚款累计超过600万元，几乎遍布其全国多家分支机构，频率之高、问题之杂，令人瞠目。

  从聊城分行到宁波、无锡、乌鲁木齐、南昌、济南等地，处罚理由多集中在“贷款管理不到位”“贷后监管不严”“房地产业务审慎性不足”等典型操作性风险上。

  这些问题大多属于银行业务的“基本功”，理应在流程、系统与制度层面具备较强约束与防范，但在北京银行，却反复暴雷，显然暴露出其合规体系的系统性缺陷。

  更令人震惊的是，北京银行在总部层面也被监管直接“点名”。

  2024年2月，该行因EAST报表数据不实、分户账流水漏报等10项违规事实被重罚330万元。此类问题非但反映出数据治理与报告制度松懈，更暗示出其对监管要求的执行力严重不足。

  回溯至2023年6月，北京银行还曾因多达14项违法违规行为被重罚4830万元，其中包括小微企业划型不准确、房地产类信贷违规等。

  如此高频次、高金额、多维度的合规问题，已不能简单归咎于基层管理失当，而是必须追问其董事会和管理层在风控文化建设与制度执行上的责任。

  尤为讽刺的是，霍学文曾是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的“一把手”，本应对监管思维与合规标准有更高认知。

  如今却在其掌舵的银行中频频被监管处罚，不得不引发外界质疑：是曾经的监管优势未被转化为治理成果，还是“官转商”过程中出现了角色错位与执行滑坡？

  结语：北京银行的“隐形滑坡”警示了什么？

  北京银行的问题并非孤立，而是当下城商行系统性困境的一个缩影。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竞争与政策转型挑战，如何在治理、盈利与合规三大维度同时发力，是所有银行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北京银行的问题在于：它似乎三者都出了问题。

  “监管系”掌门人能否真正引领市场化银行？高管团队能否稳住阵脚、精准破局？传统盈利模式失效后，该行是否具备业务转型与风控升级的能力？这些问题，北京银行迟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作为一家肩负地方金融责任、承载首都金融形象的机构，北京银行必须走出眼下的迷雾。

  否则，其“滑坡”可能不仅是利润上的，更是公信力与市场地位上的。未来能否破局，取决于其是否真有魄力向内问责、从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