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出“悲剧的循环”？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历史上一直走不出“悲剧的循环”？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全国的“上海化”》一文中，我深入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刻影响。

这种大河农耕文明形态，有自己优秀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

那篇我主要讲优秀的一面，今天讲下不足的一面，以及根本上的解决办法。

作为唯一没中断，连续传承3000年以上的古老文明，华夏民族几乎是世界唯二超爱记录自己历史的民族。

从《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由此展开官修二十四史。

虽经无数次兵祸和言禁，但中国史书依然汗牛充栋，璀璨夺目。

孔子写《春秋》那会儿，早我们1000年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印度，还只有《摩诃婆罗多》这种介于神话和史诗之间的文学作品。

我们老祖宗觉得历史不只是历史，记下来是要警示后人，对当局者施政有所裨益。

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问题是：

人，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动物。

30年没遇上兵祸，就以为天下会永远太平，60年没遇上饥荒，就以为这辈子不可能碰上连饭都吃不饱的局面。

所以我们祖先中的智者，从历史上吸取的教训，大多集中在前朝。

前朝如何灭亡，我亲历过，印象深刻，一定要吸取惨痛教训，绝不重蹈覆辙。

但更早以前的前朝的失败教训呢？

夏没文字记载，是真实存在还是周人杜撰无法确定，pass。

商统治中原500年后，生活在陕西的马仔周部落开始尾大不掉，趁商王东征，爆人老家，完成第一次改朝换代。

周为稳固统治，编出“商纣残暴，倒行逆施”，老天爷都看不下去，吾乃“真命天子”，顺天承运，夺权没毛病的“宏大叙事”。

但周基于自己篡权的成功经验，对内很防异姓小弟，所以中原核心区封了一圈姬姓王室诸侯和娘家的姜姓、姒姓诸侯。

后代的后代不断分封，久而久之，谁还认识谁啊，还是为了利益打起来，周又被犬戎趁机爆了老家，平王东迁。

周王室丢了易守难攻的关中老家，成了既没土地，也没兵力的吉祥物。

500年春秋战国，智者都在想办法结束战乱，最后秦国实行法家之术，迅速强国，完成统一。

但秦太过残暴，二世而亡。

楚霸王吸取秦周两边教训，既不搞法家那套残暴的专制集权，也不学周大封宗亲，而是封了一堆功臣小弟异姓王，包括非常忌惮的刘邦，以为这就是吸取历史教训。

但忘了更古老的周灭商教训……

汉同时吸取楚秦两边教训，不完全搞法家那套中央集权，也不敢封很多功臣小弟异姓王（封了的后来一个个KO），同时还封了很多老刘家的宗亲。

用一部分郡县制夯实中央，一部分分封制拱卫老刘家的天下。

但又忘了西周教训，导致七国之乱。

武帝综合七国之乱和楚秦教训，发现还是秦的方法好，只是太残暴，得加点调和剂，让老百姓更易接受，使帝国长治久安。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只是表象，内核还是“法”，实际是“外儒内法”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外儒内法”解决了强大又残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老百姓长期服从听话之间的矛盾，但皇帝不受约束，容易纵欲过度，非常短命。

这事在西汉不算最明显，东汉特明显。

皇帝短命，导致太后那边的外戚专权。

小皇帝长大后，只能依靠身边太监夺权，反过来出现宦官专权。

朝堂上，外戚和宦官的缠斗成了主流。

地方上，父死子继的士族阶层长期把持权力，鱼肉百姓。

最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搞得乌烟瘴气，腐败横行。

民不聊生，爆发黄巾大起义。

为镇压起义，只能给武将放权，以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士族豪强也借机扩充武装，形成割据势力。

最后西北军阀董卓借调停外戚宦官矛盾之名，入主中央，开启汉末三国乱世。

曹操去世后，儿子曹丕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能打的，身子还很弱，但演技一流，继承魏王爵位，最终废汉自立。

曹丕的上位过程，使他不太信任自家兄弟，继续任用司马懿和诸葛亮斗法。

但他也忌惮司马家，怕学自己夺了老刘家的天下，再把老曹家天下也夺了。

可惜曹家子孙没人家司马家子孙有出息，防了半天，还是被司马家夺了天下。

西晋吸取曹家被篡的教训，觉得还是自家兄弟靠谱，忘了西周和七国之乱教训，大封同姓司马王，结果统一不到20年，自家兄弟又大打出手，是为八王之乱。

好不容易从汉末连续百年的分裂乱世中缓过来的西晋，再次遭遇汉族人口锐减的残局，不得不用归附的蛮族士兵征战，结果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乱局。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又没谁有刘汉那么悠久的基业，结果只能是兵强马壮者得天下，功高盖主的武将轮流坐庄。

最后和王莽篡汉一样，杨坚以外戚身份篡了后周天下，一统华夏。

但儿子杨广还是太急，想立不世之功，开大运河，打高句丽，民力过度透支，加上改革触动北周宗亲（太原大表哥李渊）利益，步秦后尘。

唐前期在三代明主（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后接力下，把各种风险事件都掐灭了。

包括蛮族、暴政、宗亲、武将、宦官、外戚、士族（用科举制打破士族垄断）。

华夏文明进入空前盛世。

但唐玄宗后期还是犯了明君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骄傲。

前期执政太成功，久而久之，路径依赖，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天下太平，思想麻痹大意，怠于政务，耽于享乐，加上年事日高，脑力不支，任人唯亲，导致安史之乱。

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后，中晚唐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复兴盛唐气象，汉末痼疾再次并发，包括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地方割据。

最后黄巢复刻黄巾，五代复刻三国。

赵匡胤复刻五代和南北朝往事，黄袍加身，吸取从安史到五代200年惨痛教训，认为最大风险是武将夺权，导致地方割据，天下大乱。

所以终宋一世，始终对武将高度警惕，兵无常将，将无常兵。

取而代之的是，极其优待文人士大夫，科举制臻于成熟，士族门阀被彻底掀翻，完成了从“王与马共天下”，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历史性转变，贵族阶层告别历史舞台，世俗商业文明快速兴起。

这直接导致宋朝走向两个极端：

一方面，经济、文化、科技极其繁盛——“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

另一方面，宋朝的武力值和经济文化水平完全不符，才有后世“弱宋”一说。

亚欧大陆地形决定了，北纬20-40度温暖湿润的大河农耕文明，会长期受北纬40-60度干燥寒冷的草原游牧文明侵扰。

如果无法形成强大中央集权，调动整个大河农耕文明区力量，就很难抵御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甚至文明易主。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另外三个，都无法发展出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先进组织制度，导致文明中断。

西方古文明最杰出的继承者——罗马帝国，同样在北方蛮族的铁蹄下，走向灭亡。

中国发展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又逐渐用儒释道等思想完成与这一体制相匹配的上层建筑，实现国家统一。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是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秦汉隋唐，都实现了农耕文明对游牧（渔猎）文明的有效反击（但不可能彻底消灭）。

华夏文明发展到宋代，想要更进一步，向着类似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发展。

对外，用商业思维替代“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穷兵黩武（岁币买平安），反而维持了更长久的和平。

宋辽边贸不断，百年和平，海上丝路规模更是远超汉唐陆上丝路，且多为民间贸易，达到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巅峰。

对内，同样用商业思维构建人与人更平等的关系，让人活得更有尊严，而不只是“大局下”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

但在更先进的火器与快马弯刀拉开绝对武器代差之前，宋代跑得太快了——本质上说，它还是大河农耕文明，守不住北方边界，终究难逃亡国命运。

遇到强大的女真人，文强武弱的大宋有了靖康之耻。

遇到开挂的蒙古人，南宋军民再有骨气，还是得亡。

蒙古统一后，把人三六九等分，之前文化最先进，反抗最激烈的汉人（南人）地位最低，对华夏民族精气神打击不小。

盛唐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大宋的开明睿智、大气谦和，都再次被对强权暴政的强烈恐惧所代替。

元在忽必烈后，长期处于内斗中，皇族相互倾轧夺权+汉化的路线斗争问题一直没解决，加上嗜酒如命，皇帝普遍短命，导致忽必烈死后还不到一个甲子，大元天下就乱了。

最终，朱元璋从无数草莽中脱颖而出，建立明朝。

摆在他面前最惨痛历史教训，就是两宋武力孱弱，文化再繁盛有屁用，到头来还不是被鞑子当奴隶使唤？

要修长城，扩军备，还得学秦皇汉武那套强大的中央集权。

另外朱元璋出身比刘邦还低，得天下有一定偶然性，特没自信，怕被武将权臣篡了老朱家的天下，一顿操作猛如虎，封了好多同姓王。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教训又忘了？

朝臣也提醒了，但朱元璋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中国太大，一旦中央有难，需要地方勤王，自家子孙总比外姓靠谱。

毕竟无论三国五代，还是宋元末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都严重不足。

朱元璋也知道分封缺点，为防止子孙形成地方割据，只给一部分军权，关键时刻能勤王，但不给土地、财力和行政权，想搞事情没那么容易。

没想到自己一死，四儿子朱棣直接推翻自己钦定的长孙朱允炆。

因为朱棣驻守的是对蒙最前线的北京，实际拥有类似安禄山的强大军权。

朱棣也不傻，知道得位不正，怕子孙效仿，又不敢推翻老爹的宗藩制度，只能给藩王上一道道枷锁，连军事权也给夺了，只剩吃喝玩乐，为害一方的特权。

在朱元璋建立锦衣卫制度基础上，朱棣又建了东厂，作为皇帝耳目，监视官员、军队和百姓。

本质上还是因为皇帝集天下权力于一人，真成了孤家寡人，极度缺乏安全感，担心有人夺命夺天下，想把一切潜在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历史课本上管这一系列骚操作叫“君主专制集权的空前加强”。

你还别说，这套集权高压制度统治下的老百姓，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片帆不得下海”，饿死活该，官府开仓放粮就是“皇恩浩荡”，“感激涕零”，但整体还算稳定，国祚延续了276年。

满清入关后，虽是外族统治，基本继承明朝那套，建立了别说明朝，就是汉唐也无法实现的二元大帝国，中华领土空前庞大，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威胁彻底解除。

康雍乾三代雄主前赴后继，更是把帝王术运用到极致。

宦官、权臣、武将、宗亲，都无力再对皇权造成威胁，平民百姓更是对强权俯首帖耳。

这就是马戛尔尼来华时看到的神奇景象——饥饿的盛世。

再往后的近代史也一样，越落后越着急，总是盯着最近的教训，忘了更远的教训。

哪怕聪明人熟读史书，看到了更远的教训，也还是只能像二朱和康雍乾一样，把“稳固皇权”作为一切决策的终极出发点。

汉献帝有诗曰：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宿命般的“悲剧的循环”。

走出循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走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农耕（小农）经济和现代的市场经济，在底层制度逻辑上有冲突。

实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前提是——产权明晰

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只有明确约定并保护这个商品是我的，那100块钱是你的，我们才能进行市场交易。

农耕文明最核心生产资料（资产、财富）是土地，但古代中国，土地产权属于谁？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土就是国土，土地产权属国家，那地主和农民怎么可以私自买卖呢？

实际上民间就是可以买卖。

有官府盖章的叫“红契”，要交“契税”。

没官府盖章，但有中保盖章签字的叫“白契”。

平日里，这两种交易都作数，但“白契”没被官家认可。

官家不说话，你可以一直住，一直出租，一直买卖，但哪天官方想插手，直接说你这交易不合法，就能把你土地没收，你一点办法没有。

（此处可YY小XX房）

产权不明晰的结果，就是土地到底是谁的说不清，不查就是你的，查起来就是国家的。

往大里说，国家是谁的，也说不清。

所以一到乱世，人人都想当皇帝，才有“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论调。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一样。

百姓和官府，官员和皇帝，异国和中华之间，不可能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进行公平交易。

你是我的臣子，你凭什么卖东西给我？你只能说，这是“小的我孝敬您的”（官员、皇帝）。

对外贸易也一样，我管你是日本琉球还是弗朗哥英吉利，你就是我的番邦，我的臣子，你只能向我朝贡，我回头赏赐你，我哪里需要和你做生意？

“产权明晰”，不仅要明晰到法人和家庭，还要彻底明晰到每一个自然人身上。

传统农耕文明意识形态，往大里说是天下皆王土，但到基层，实际上“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因为人都被固定在土地上，长期以宗族为单位组织生产，这块地到底该谁去种，谁来分，往往是宗族领袖说了算，而管理原则主要是儒家伦理。

这么一来，基层还是无法形成明晰产权。

进一步到小家庭内，产权同样不明晰。

因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在家庭内部属人身依附关系，所有财产属男性，甚至女性本身也是从属于男性的特殊财产。

所以嫁女儿才要收“彩礼”——本质是售卖财产所得。

没人会在家庭内部讲法律，讲的是亲情伦理，所以打老婆、打孩子都是家务事，打是疼，骂是爱，别人管不着。

但儿子打老子绝不可以，因为违反“孝治天下”的儒家伦理。

一旦把产权明晰到每一个个体，对于女性来说，立刻就能获得经济上的自主权。

女性离开丈夫，离开家族，离开关系严重固化的家乡熟人（宗亲）社会，独自去沿海大城市打工挣钱，也能生存下去，甚至靠自己的本事，越过越好。

这种经济上的底气，会使她产生独立人格。

独立人格的意思是，我是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不从属或依附于任何人、任何集体或任何观念。

独立人格会孕育出自由意志。

意思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我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信或不信什么，做或不做什么……不用听命于任何人、任何集体或任何观念。

所以过年回家，对七大姨八大姑“苦口婆心”的催婚催娃，脾气好敷衍一下，脾气不好破口大骂——老娘结不结婚，关你屁事？老娘就算未婚生子也不关你屁事！

这都是我身后有产权明晰的私有财产给的底气。

有了自由意志，才有可能产生独立思考（该怎么想，就怎么想），

进而孕育独立思想（想出点什么，就是什么），

进而发表独立言论（想出点什么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第二个前提——契约精神

市场经济，买卖自由，在商言商，但谈好所有交易细节后，不能反悔，不能耍赖，怎么才能确保这笔交易一定会公平执行呢？

订立契约，白纸黑字写下来。

如有违反，就要受到惩罚。

英法联军开打第二次鸦片战争，明面上的理由，就是清政府没遵守自己在《南京条约》做下的承诺。

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明面上的理由，就是乌克兰没遵守自己在《明斯克协议》做下的承诺。

推而广之，商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可以用契约确定，全社会所有人，是不是也可以签订一份全民契约，用于确定哪些行为不能做，做了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这份全民社会契约，就叫法律。

而法律的签订，同样出于每个公民的自由意志。

那么多人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自由意志，就要少数服从多数，用民主方式完成立法。

那么多人不可能都有时间和能力制定法律，就要找出一些有时间有能力的人，代表自己的自由意志，参与立法博弈，就叫代议制民主。

由此而来的法律，就和古代说的“王法”完全不同。

古代也有法，朱元璋建立宗藩制度，朱棣建立东厂制度，都是法，这叫“祖宗之法”。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市易法，变的也是“祖宗之法”。

但这个法，只是皇帝一家（家天下）的自由意志产物，不是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产物。

那种社会，叫“法制社会”，也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管理社会，但本质还是“人治”。

只是治的时候要讲点规矩，不能胡来，至少不能随便违反祖宗定下的规矩。

今天我们说的“依法治国”，是追求“法治社会”，意思是治国的主体不是某个人的想法，而是法，人不治，法来治，所有人都是法律意志的践行者。

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孕育出依法治国的理念。

没有依法治国，也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市场经济。

两者互为因果，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只有坚持彻彻底底的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危机，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老百姓也才能真正获得最看重的宝贵财富——确定性和安全感。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这就是。

陈寅恪先生当年盛赞赵宋发达的商业文明，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之后，其实还有8个字——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