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路径

       外需走弱扩内需必要性凸显，消费、地产的修复以及基建、制造业投资将是扩内需的政策抓手。

       本刊特约作者 陈屹/文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国内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中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出台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凸显。

       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单独成章，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2022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2022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9%，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其中，消费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3.97万亿元，自2012年至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8%。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突破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1%，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做出具体部署，明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和投资等内需正在稳步回升之中。

       消费方面，2023年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较前值显著抬升，回到正增区间；结构上，食品饮料消费出现大幅反弹，中医药消费延续高位增长，二者共同支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强劲回暖。

       中银证券认为，2023年消费对经济的带动来自三方面：一是大宗消费恢复，关注商品房销售恢复的幅度，以及对房地产下游消费的带动作用；二是居民服务性消费恢复性增长，如餐饮、旅游等；三是民生类消费持续释放，如医疗、教育等。

       投资方面，2023年2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5%，较前值增长0.4%，拉动分项来看，基建与制造业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同时地产投资触底反升也为投资增长带来新的驱动力。全年视角下，地产需求趋稳对投资的拉动或存在一定滞后特征，地产投资有望在下半年加快改善。

       中银证券认为，2023年投资仍是“稳增长”重要抓手，预计投资将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基建投资，包括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二是吸引外资投资建设，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三是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稳经济基点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均过半，对经济增长贡献大。2022年在疫情冲击聚集性、接触性等类型的消费下，最终消费支出仍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2.8%、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

       在外部需求走弱的背景下，中央继1998年、2008年之后再次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五个工作的首位，强调要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支持以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内需。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由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共同组成的完整内需体系，要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

       2023年1月28日，国常会强调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要拉动力，推动扩消费政策全面落地，合理增加消费信贷，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促进接触型消费加快恢复。

       1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2月28日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也再次强调“要努力扩大内需”。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对2023年重点工作的第一条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

       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通过答记者问，李强总理阐述了新一届政府对发展环境的判断、发展目标和施政纲领、经济发展政策、社会民生政策、港澳台政策、国际关系等多方面问题的看法，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

       总的来看，新一届政府对当前发展环境整体乐观，其施政纲领重在落实二十大的路线方针，在高质量发展、民生与就业、民营经济、乡村振兴、对外开放、组织建设等领域亮点突出，后续产业升级、央国企创新、延迟退休、中美管控分歧、“一带一路”对话等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李强总理用八个字来概括：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他表示，2023年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并不轻松，需要倍加努力。具体要打好几套组合拳；一是宏观政策的组合拳，二是扩大需求的组合拳；三是改革创新的组合拳；四是防范化解风险的组合拳。

       国泰君安证券表示，从总理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到虽然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仍有不利因素，但是整体发展环境仍然向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占据主导，对中国当前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整体乐观。

       李强总理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确定、不稳定、难以预料的因素还很多，而且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偶发的问题。”

       国泰君安证券表示，受疫情、俄乌冲突、海外高通胀和激进加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尤其是美欧衰退的风险进一步加剧，硅谷银行（SVB）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加息对经济抑制作用，预计2023年中左右美国衰退迹象会更加明显，欧洲下半年在对美出口下滑和能源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大概率会跟随美国衰退，欧美衰退会形成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此外，俄乌冲突等也加剧了各国人民对地缘风险的担忧，国际阵营化趋势加强，“黑天鹅”可能继续乱飞，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的预期。

       根据世贸组织的预测，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仅增长1%，较2022年放缓2.5个百分点左右。IMF在1月份发布的报告展望2023年全球、美国、欧盟、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9%、1.4%、0.7%、4.3%，英国降至-0.6%；世界银行在1月发布的展望报告中预测值更低，预计全球、美国、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7%、0.5%、0，全球经济衰退预测值仅弱于2020年疫情爆发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1-2月经济数据，随着消费复苏和基建发力，国内经济逐步有所修复，不过房地产仍然疲软，经济反弹幅度相对较弱。

       中金公司认为，从需求来看，各类指标表现仍然偏弱：消费方面，疫情影响消退之后，服务消费明显改善，不过耐用品消费不足，消费品零售回升幅度受限；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增速较高，不过房地产投资仍较低迷，整体固定投资增速小幅回升；外需方面，海外经济体需求不足，外需对国内经济仍是拖累项。从产出来看，工业方面，部分中上游产出有所恢复，不过房地产和外需不足制约了恢复高度，加上春节靠前因素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反弹幅度受限；服务业方面，防疫政策优化后服务业恢复最明显，服务业生产指数也实现快速回升，成为支撑一季度经济的主要力量。

       随着消费逐步恢复以及基建发力，后续经济能否进一步复苏，主要取决于房地产能否明显改善。当前二手房销售相对较好，不过新房销售仍然较低迷，并且后续即便销售有所回升，还将面临销售传递到投资的困难，因为本轮房地产下行过程中，开发商负债压力持续处于高位，即便销售相对好一些，开发商可能也不会很快去进一步拿地和投资，短期房地产或较难对经济形成明显带动。

       同时，外需走弱加剧中国出口压力，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当月同比增速自2022年8月起开始放缓，10月转负，12月下降9.9％，2023年1-2月下降6.8%，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紧迫性加强。

       扩内需背景

       3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投资更快更多形成实物工作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

       中信证券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过去十年的政策主线，去产能、去库存等政策对国民经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大幅缓解，利润率显著回升，国企资产负债率下降，头部集中的趋势凸显。目前，供给过剩已经明显缓解、外需面临下滑风险、国内居民超额存款规模较大，扩大内需政策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点。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中国政策重心从供给侧改革到更加关注扩大内需主要有以下三个背景。

       第一，经过多年调整中国供给过剩的问题已经基本缓解。供给侧改革出台的重要背景是当时钢铁、煤炭等上游资源品行业的供给过剩，且无法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出清，必须通过政策来推动。经过多年的调整，中国上游资源品行业的产能已经基本实现供需平衡，在2021年甚至出现比较明显的钢铁煤炭供不应求的情况。整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行业盈利处于正常区间。虽然供给侧仍然存在问题，但不再是传统行业，而是“卡脖子”领域、高端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给约束亟待突破。

       第二，外部环境动荡加剧，海外需求下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从短期来看，目前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高通胀而实施抑制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需求下行，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历史上，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需求显著下滑的时期，都曾经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从中长期来看，现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政府频频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妨碍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

       第三，居民预期转弱，超额存款规模较大，消费意愿不足。过去三年疫情的冲击导致部分居民收入出现下滑，对未来的预期转弱。根据央行的居民问卷调查，当前中国居民的当期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都处于历史低位附近。预期转弱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增加，2022年中国居民新增存款17.8万亿元，同比多增7.9万亿元。储蓄增加的反面是消费意愿不足，2022年全年的社零增速只有-0.2%。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2023年从1-2月份的数据看，出口增长为-6%左右，比预期要好，同时也好于越南、韩国等东亚国家。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中国出口增速2023年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故扩内需显得非常迫切。

       同时，未来中国的出口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经济下行引起的周期性回落，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种种脱钩举措，使得出口在未来还会面临多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要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过去，中国扩内需主要是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一个外向型出口导向的、以投资拉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这种模式现在面临多种挑战和压力。

       一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空间有限，在投资拉动中制造业占比最高，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达到30%，今后如果再要上去也有点难度。

       二是房地产已进入下行周期，房地产投资通常在基建投资中占比25%左右，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是-10%，这是非常少见的，中国的房地产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上升周期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下行周期，今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会下降。

       三是基建投资回报率在近些年来持续下行，2022年基建投资增长接近10%，对“稳增长”起到关键作用，但回报率已持续下降。虽然未来可以通过投资拉动扩内需，但这驾马车的动力越来越弱，用“鞭子”抽马使其加速前进的副作用很大，也就是债务增长比较快，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非常快。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比2022年持续上升了3.8万亿元，但是好项目越来越少，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民间投资也很难拉动，这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扩内需所面临的挑战。长期看，没有一个盈利模式可以一劳永逸，到了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扩内需难点

       李迅雷表示，正是由于看到了投资在拉动经济中的弊端，所以要强调通过扩大消费来扩内需并拉动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很明确的就是把扩内需的主力重心放在消费上，但消费在2023年及今后对经济的贡献能否越来越大，也要审慎考虑。

       因为现在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动力主要来自于收入增长。从过去几年看，可支配收入增长略低于名义GDP增速，虽然基本保持一致。按照这样一种现状，消费要发挥超预期作用，增长明显超过GDP增长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消费扩张必须要靠收入来保障。

       其次，中国收入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但过去几年中，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没有明显超过GDP增速，这样消费这驾马车最多和GDP保持同步水平。2023年，各省市GDP目标明显高过2022年，但各地对消费的贡献增长率反而比2022年低，是否反映居民对消费预期不高？消费预期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还是取决于居民的杠杆水平。

       目前，中国居民平均杠杆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明显比发展中国家杠杆水平要高。居民在房贷方面的支出比较大，在消费上通过消费贷进行了提前透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居民债务水平，中国居民部门存在杠杆率水平偏高的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高收入组的1/10不到，说明这些年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失衡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李迅雷表示，如果要把消费放在扩内需的优先位置，多举措、多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提供便利性的消费场景来刺激消费，比如对大宗消费进行优惠等等。在刺激消费方面供给侧表现良好，关键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恐怕是未来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都提到“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说明消费一方面受到需求收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预期转弱、信心偏弱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国海证券也认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和扩大消费。一方面，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改善社会预期，提振经济发展信心。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近十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均过半，平均为53.6%。疫情冲击下，聚集性、接触性消费受限，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8%。

       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1880美元，在世界银行公布的经济体中仅排68位，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日英法意、90年代中期的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总体水平仍不高。而且，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大，2022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1370元，是平均数的85.1%。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5123元，是平均数的91.6%；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7734元，是平均数的88.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

       首先，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让居民有能力消费，可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减税降费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工资性收入是拉动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是稳就业，通过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直接减轻企业负担，保市场主体，使得企业经营所得收入转化为劳动者报酬。

       二是降个税，减轻工薪阶层负担。个税免征额自2018年提升至5000元后至今已近5年时间，相较于经济发展、物价变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明显滞后。通过提高个税免征额，并与通胀挂钩每年进行动态调整，或以家庭为单位征缴个人所得税，同时降低低档税率，都能直接有效提升工薪阶层消费能力。

       三是发放消费券或现金补贴，激发消费潜力。疫情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冲击居民消费需求，消费券自带杠杆效应，有利于拉动消费。

       四是盘活居民资产增加现金收入来源。美国通过套现再融资（Cash-Out Refinance）方式，为房屋净值较高但缺少现金流的业主提供再贷款，不仅可将业主的高息贷款置换为低利率新贷款，而且可以帮助房屋净值较高的居民盘活住房资产，增加现金流，间接刺激消费。

       其次，改善社会预期，提振经济发展信心。疫情、世界变局等超预期突发因素的冲击下，社会各界心理层面上仍很脆弱，提振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是稳定和改善预期的重点。

       一是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提振居民消费信心，让居民敢消费。住房、教育、医疗是居民消费支出的最大顾虑，通过继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提升教育资源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等，解决居民“后顾之忧”。

       二是畅通销售渠道和物流，让居民方便消费。县域市场沉积多种消费需求，通过实施县域商业建设活动，可带动县域消费扩容提质。同时，进一步加强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刺激消费。

       政策与抓手

       李迅雷表示，改变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的局面，需要在政策层面作更加长远规划。当然也需要兼顾短期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一是高就业，二是低通胀。高就业是经济增长目标，在短期来讲需要获得一种动态平衡，但是在动态平衡的同时又要追求长期结构合理，避免长期结构扭曲现象。

       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改变目前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到消费拉动，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目标，而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需要在每年“稳增长”目标基本实现的前提下进行收入结构性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比如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出口导向型、投资拉动型转变，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模式转变。出口和投资拉动这种模式在前期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且过去中国固定资产规模很小，所以可以施行大投入和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导向的策略，这些在过去非常顺也非常对，但在今后的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比较漫长，需要不懈地努力。

       所以，让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作用，让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让出口在经济发展中起支撑作用。但短期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尤其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下行一直在持续，靠投资拉动这样的逆周期政策，这也是很合理的。

       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高增长，肯定会从高增长要降至中高速增长。十九大以后提出目标，要实现高质量增长，所以经济增速下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如果过度看重“稳增长”的目标，就可能采取更多逆周期的政策来平滑经济周期，其短期“稳增长”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也因此带来了长期结构失衡问题。

       过去30年，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过两次以上的经济负增长，有些甚至出现四、五次，而过去30年中国的GDP增长曲线非常完美，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实现这种完美更多的还是靠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逆周期政策的加力，但相应地用在消费方面的力度就不够，使得经济结构扭曲问题长期得不到稳妥解决。

       未来在实施扩内需战略，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措并举的情况下，除了要关注短期目标，更要关注长期目标。如果为了“稳增长”而采取逆周期政策，使得长期的改革目标被延后，其实后面将承担更大的成本。

       为此，李迅雷建议，政策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结构调整，以确保长期目标的实现。2035年中国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在共同富裕上要有显著效果，需要在税制改革、促消费、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信证券表示，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需求不足只是短期问题，长期来看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需求在长期会自动回归与供给均衡的水平。但需求不足不仅仅是短期问题，事实上，少子化的日本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宏观总需求不足。从中长期的维度看，人口是决定需求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人口总量决定了需求的总量。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口，存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工业化生产的规模效应可以将很多产品的边际成本降到较低的位置，同时可以支撑起规模庞大且先进的基础设施体系。一旦人口总量快速下降，不仅很多行业将面临持续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其平均成本也将提高。

       人口结构也决定了国民的消费倾向。如果一国居民预期未来的人口将继续下降，担忧养老问题、或预计政府的税收和养老金收入将下降，往往会选择在年轻的时候进行更多的储蓄。因此少子化可能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进一步降低。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后，经历了近30年的总需求不足。政府一直想扩大国内需求，但是始终只有政府部门本身的开支能够实现扩张，而居民和企业部门的需求持续低迷。即使日本央行在20年前就把利率降到了零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也没有扭转总需求不足的形势。除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口总量的下降也是重要的原因。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人口形势较为严峻。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首次低于1000万），人口出生率降至6.77‰（2022年为7.52‰），年底人口落至141175万人，净减少了85万人。当然其中包含疫情间接引起的推迟婚育和超额死亡问题，这些特殊因素在2023年预计明显缓和，短期内2023年人口不一定会延续下降。2022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4.9%，与日本1995年时期的老龄化率接近，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较为严峻。

       未来，人口政策调整可能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一环。面对人口长期下行趋势，各地已经积极出台各种人口政策：部分地区通过货币或货币化补助的方式提振当地生育意愿，如四川省攀枝花市；部分地区通过采取延长生育、育儿假期的方式，提振生育意愿，如浙江省；部分地区拓宽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渠道，满足群众的托育服务实际需求，如江苏省苏州市。中信证券预计，未来政府还将出台更多提高居民生育意愿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假期延长和改善公共服务等。

       中信证券表示，除了人口政策以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和完善基础设施可能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中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共同富裕政策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中国城镇化建设依然存在巨大潜力、巨大需求，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

       扩内需路径

       国海证券表示，扩大内需包括改善住房、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养老等需求三大路径。

       首先是住房改善。一是部分住房居住条件亟须改善。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住房中成套率为95.9%，约28%为条件较差的平房，35%为1999年前修建，容易出现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等问题，此外随着家庭人数增加，居住环境也渐显逼仄，住房改善需求强烈。

       二是主力置业人群年龄中枢上移，住房改善能力提升。主力置业人口中20-34岁以首置需求为主，35-60岁以改善需求为主。2020年20-60岁城镇主力置业人数约8.2亿人，其中35-60岁改善需求年龄段占64.5%，这其中35-45岁的一般为二次购房首改群体，45-60岁为三次及以上的再改群体，这些居民有一定收入，本身对住房建材品质、智能家居、周围的园林绿化等有一定要求，由于儿童入学、生育二胎、照顾老人等有置换更大面积、更好地段住宅的需求。

       围绕住房改善的政策措施主要有降利率、提额度、享补贴、赠消费券等。目前，各地正在出台政策支持合理住房改善需求。如南京从2022年12月起二套房首付比由60%降至40%；武汉对二环外正式解除限购；广东1月末积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为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住房消费提供便利。

       国海证券表示，在住房领域，通过取消限购政策、放松限贷、下调房贷利率、增加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居民合理自住需求，同时做好预期管理，对于购房者来说，“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变；对于开发企业来说，“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的传统发展模式行不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依靠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土拍规则应逐步优化，增加对房企吸引力，提高居民购房安全感。此外，针对库存去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应加快已供未开发地块的开发销售，积极盘活存量未售项目，维持房价稳定。

       其次，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政策应继续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销量分别为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增长96.9%和93.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总销量的25.6%。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2023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期增长3%，其中新能源汽车预期增长35%。

       2023年以来，中央多次出台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如工信部等八部门发文，从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保障原材料供给、优化政策环境等方面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地方也有相关支持政策，如北京宣布规定期间内置换新能源车最高补贴1万元、上海将延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补贴、山东对省内购置新能源乘用车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发放3000-6000元消费券、无锡发放1200万元新能源车消费券并免征车辆购置税等。

       国海证券表示，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一是供给侧加强基建配套建设。加快新体系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等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加强公路沿线、郊区乡镇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际快充网络建设等。二是需求侧减轻税费、增加补贴。可借助地方政府补贴、厂家补贴、经销商促销等方式拓展消费空间，降低汽车消费税和附加税费等释放消费需求。三是在使用端降低成本。加速推进全国实施峰谷电价模式，引导新能源汽车在夜间闲时充电，既能减少夜间电网内的电量浪费，又能起到“填谷”作用。

       再次，在养老服务及教育、医疗、文旅、体育等领域，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8亿，占总人口的19.8%，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77.9岁提高到2021年78.2岁。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均寿命增加，养老服务需求总量大幅上升。此外，后疫情时代，文化旅游迎来复苏期，在线健身、冰雪运动、竞赛表演等体育活动也吸引关注，各方面需求回暖将助推内需扩大。

       在养老服务方面，虽然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潜力大，但存在有效供给不足、消费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可通过构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的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此外，可借鉴日本养老市场经验，日本人口老龄化率高，2021年达28.86%。在政策端，日本实施《介护保险法》，为65岁以上和40-64岁的被认定为需要介护对象提供介护服务，减轻家庭照顾老人的负担。在供给端，日本企业结合老年人特殊生理和心理需求，研发出大量适老化产品和提供多样服务如旅游休闲、电子宠物等。在需求端，2022年60岁以上的日本人支出占到总支出额的31.5%，医疗保健、旅游是主要消费方向。

       教育上，可结合三孩政策提供高质量托育和学前教育服务，鼓励在线教育和付费平台发展。医疗方面，鼓励人们定时进行体检、适当购买防护用品等，发展中医医疗和养生保健服务；与养老相结合，进行产品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开发。文旅上，除开展文旅营销推广、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外，也可对景区门票适当进行优惠、举办乡村旅游主题活动等。体育上，山地户外、冰雪运动、水上运动、航空运动、马拉松等均能成为消费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