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李巍：安全还是开放？这是个问题

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的热度有明显下降趋势。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困惑，其实历史当中都或多或少有些答案。因此，我们不能以理论创新为目的，来进行学术研究；而是要以解决现实或历史问题为目标，来进行理论创新。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如今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即如何平衡经济开放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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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的热度有明显下降趋势，笔者认为这是正常的。理论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少有的。我们生产了很多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学术论文，其实绝大部分都不会被学术史所记录，学术期刊是定期出版，但理论创新却不是定期产生。我们很多的理论“创新”其实是为了发表，而不是为了生产知识。为了理论“创新”而刻意别出心裁，凭空创造与现实脱节的理论概念，甚至牵强附会、强行构建一般性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与学术精神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千万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

笔者认为历史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所以产生了很多类型的周期理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困惑，其实历史当中都或多或少有些答案。所以我们不能以理论创新为目的，来进行学术研究；而是要以解决现实或历史问题为目标，来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与解决问题的关系不能搞反，否则就是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初心”。理论创新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之中逐渐水到渠成的产物，理论创新不能心浮气躁揠苗助长。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今天的“理论停滞”而过于哀怨，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不能很好地回答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以至于被决策者所“抛弃”，被公众所“蔑视”。

今天笔者想讨论的是一个关涉中国的大的现实问题，很难说有大的理论创新，但是这个大的现实问题中提出了许多小的学术命题，在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小的学术命题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或许会发现，成体系的理论创新或许就在“灯火阑珊处”。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即便是一直自诩坚守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多次喊出“经济就是国家安全”的口号，并在现实实践中大力展开经济外交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内层次则公然出台产业政策来应对大国经济竞争。因此，致力于研究政府和市场、权力与财富如何在国际体系层次进行互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趣和迷人，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里，美国一家独霸，大国权力政治明显退场，自由秩序得以确立，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力量被认为是霸权国的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第二代学者的引领下进行了一场“还原主义”的赌博，这就是所谓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研究路径。它推崇精密的研究方法，追求向经济学看齐，研究议题越来越小，丧失了对大问题的话语权。后来的事实表明，开放经济政治学并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学派概念，它的意义含混，成为一个学术小团体“相互捧场”的“标签”，与“开放”背道而驰，因此也没有产生太大的跨学科的影响力，很多从事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都对开放经济政治学所谓何物而不甚了了，就更别提在国际关系学之外了。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批评到，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引领下变得异常“乏味”，陷入了思想贫乏的境地，这直接限制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更加致命的是，从2010年开始，它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开放经济——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肇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酵于克里米亚危机、“特朗普主义”崛起和英国“脱欧”，而包括加征括进口关税、抬高投资壁垒、管制技术出口和削弱金融纽带在内的中美经济脱钩进程则进一步挑战了开放经济秩序。如今，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美国针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产业战略（industrial statecraft）则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这个骆驼的最后三根稻草，世界正在走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分裂。

开放经济这一前提不复存在了，它也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归宿。过去两百年的世界政治史表明，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的撕扯和博弈并不必然以后者的胜出而告终，今后也同样是如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自由秩序最大的受益者，这种受益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牢固确立。“世界工厂”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尊严和权力的来源。但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有着相当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自于中国高度仰仗一个平坦的世界市场，包括商品消费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以及一个稳定的世界资源供应体系，具体包括能源、矿产和粮食这三大资源的供应和交易。

如今，这一切都岌岌可危。从2018年开始，美国对支撑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优质企业的打压正在从无序变得有序。从挤压市场规模到阻塞技术交易，从抬高投资壁垒到切断融资渠道，再到组建产业联盟和技术联盟，中国企业的发展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地缘政治压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而优质的企业是支撑中国经济崛起和保障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实际上是围绕“世界工厂”的竞争——美国要通过“产业战略”系统性打压中国的“世界工厂”，而中国则要在艰难时世中保卫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四亿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又离不开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利用，我们绝大部分的优质企业都是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成功。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高等收入国家，只能更加开放，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仅靠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恐怕难以为继，而离开了“世界工厂”地位，我们也难以支撑起一个高度发达和富足的巨型经济体。因此，中国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来维持这个以开放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才刚刚超过1万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还呈现出发展的高度不平衡，这意味着中国“富起来”的发展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但随着自由秩序的衰落和大国竞争的回归，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安全问题非常显著地摆在决策者面前。

这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环境中，中国如何在继续坚持经济开放的进程中，保卫国家的经济安全，即确保经济发展不被外来政治力量干扰或破坏；如何在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又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简言之，即如何平衡经济开放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对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开放的政治学来展开，那么在今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则需要显著增强经济安全的政治学研究，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逐渐脱离国际安全研究之后，又要重新向传统安全研究回归。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主要是以美国和欧洲的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来，而中国的实践将构成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主要经验基础。今后，中国将以自己的经济外交实践，在经济开放与独立自主、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找最优的政策组合。而这一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既有经验、价值理念和政策直觉，但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共同体所提供的学术支持。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舞台中央的一个主要经济体，中国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的内政与外交实践，不仅决定着自身的走向，也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力量，因此也就孕育着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突破的巨大契机。

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而言，我们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亟需考虑超越西方学术同行所划定的学术议程，聚焦中国自身最为紧迫的现实核心问题，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上走出一条新路。套用伟人的一句话：只有自主的知识，才是世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