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郑志刚：东方甄选治理危机的成因与应对

在短短的数日内，东方甄选由于小编的小作文，引发董宇辉的一场预定的直播停播和大量消费者的转粉；董事长俞敏洪老师不得不一边免去了孙东旭的CEO职务，由其本人亲自兼任；一边把董宇辉的身份从“带货主播”变为“高级合伙人”，承诺“天价”股权补偿。我们怎么看类似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引发的越来越频繁爆发的企业或组织的治理危机呢？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文章来源于“FT中文网”、“公司治理的逻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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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很多读者依然对OpenAI治理危机的余兴未尽，一场发生在中国知名企业东方甄选的治理危机飘然而至。在短短的数日内，东方甄选由于小编的小作文，引发董宇辉的一场预定的直播停播和大量消费者的转粉；董事长俞敏洪老师不得不一边免去了孙东旭的CEO职务，由其本人亲自兼任；一边把董宇辉的身份从“带货主播”变为“高级合伙人”，承诺“天价”股权补偿。

什么是治理危机呢？简单地说，就是由于主要高管（例如OpenAI中的Altman）和核心骨干（例如东方甄选中的董宇辉）突然被解雇或面临离职，使得一家企业或者组织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甚至濒临解散。

如果说“ChatGPT之父”Altman的离职在非营利组织OpenAI引发了一场治理危机，而“小作文”事件在我国直播电商平台企业东方甄选则同样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治理危机。

东方甄选的“小作文”事件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治理危机

一、那么，我们怎么看类似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引发的越来越频繁爆发的企业或组织的治理危机呢？

第一，在互联网时代，电商直播平台特殊的营运模式使得消费者作为利益相关方有更直接的途径介入一家企业的公司治理，使一家电商直播平台的治理变得极其脆弱和敏感，治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与传统零售企业相比，虽然提供的商品都要接受市场“惊险的一跳”（是否卖得出去）的考验，但从消费者选择购买，到零售企业进货调整，到最终零售企业利润的变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一些成功的零售企业往往可以做到“叶落而知秋至”，未雨绸缪，根据纤小细微的变化提前做出布局和调整。但这对于通过网络直接面对消费者，也许几句话就可以打动消费者，使其立即动手下单的直播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一个消费者的观点和行为会立即影响其他消费者类似的观点和行为，并导致消费者采取“集体行动”。这使得很多在一家企业内部以往十分正常的理念冲突和利益纷争稍有不慎通过直播和互联网很容易演变为公共媒体事件，诱发治理危机的爆发。

可以说，这是这次东方甄选治理危机爆发的客观原因。

第二，同样在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发生了改变，一些核心技术人员甚至比管理团队更加重要。

如果按照传统企业组织管理，董宇辉其实只是东方甄选众多项目或事业部经理之一（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些主播们理解为项目或事业部的经理）。项目或事业部经理当然是很多的，而管理项目或事业部经理的CEO却只有一个，岗位的重要性孰轻孰重，薪酬补偿的孰多孰少自然一目了然。

然而对于直播电商平台这样一种互联网时代新的商业业态而言，流量IP，甚至流量之王的董宇辉似乎变得“不可替代”。他的去留影响大批消费者的转粉，进而消费行为，直接关系到直播电商平台的正常运行，甚至生死存亡。相比较而言，CEO的岗位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

在12月17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上，俞老师表示， “很多人还在大模大样地当老板，居高临下地管理，传统公司没有问题，如果你是现代性公司一定有问题。”。他进一步提到，“现在，董宇辉同期在线就有几十万人，倒过来就是在这样一种(网红)模式下，当靠着能力巨大的员工来构建你的商业模式和发展的时候，老板必须心甘情愿地为员工打工，双方变成合作关系”。

这就如同发生在前不久OpenAI的治理危机。在这家公益愿景的非营利组织中，章程授权的董事会解聘被多数董事会成员认为“不称职”的CEO再稀松平常不过。但其特殊的地方在于这个CEO不是普通的CEO，而是OpenAI的创始人和发起者。他的离职直接可能导致大部分员工的辞职和该组织的解散。

俞老师的上述发言清楚地表明，他对这些问题是有充分认识的，只不过尚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俞老师曾在一次发言中提到，他曾预感到危机的发生，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我理解，这也许是这次东方甄选治理危机爆发的主观原因。

小作文事件只是新经济企业治理危机的冰山一角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有理由相信，在互联网时代，包括平台企业和创新机构在内的大量组织未来会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各种各样的治理危机。这次OpenAI的Altman离职风波和东方甄选的小作文事件只是上述互联网时代治理危机风暴冰山之一角。

那么，从东方甄选治理危机管理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发，以应对未来可能频发的治理危机呢？

二、创始人只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投入少量资金，并没有通过持有控制性股份，或者投票权配置权重倾斜的同股不同权构架实现对组织的控制。

第一，在互联网信息高度发到的时代，当治理危机出现后，我们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快刀斩乱麻，手起刀落处理危机，决不能拖泥带水。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OpenAI还是东方甄选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平息了治理危机。俞老师不仅在危机发生数日内对内免去孙东旭的CEO职务，提升董宇辉为高级合伙人，而且对外在网上向粉丝公开道歉，数次拉受委屈的当事人董宇辉一起合体直播。

在互联网时代，每一家平台企业和创新组织势必需要快速化解治理危机，努力使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和便捷而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如果Altman最终选择离职加盟微软，一度“集中了很多世界上最聪明大脑”的非营利组织OpenAI也许就解体了，尽管未来不排除会有CloseAI异军突起的可能性；类似地，如果这次小作文事件处理不当，导致董宇辉的离职，也许东方甄选还将存在，但没有董宇辉的东方甄选可能就不是之前的东方甄选了。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看到，东方甄选和俞老师在这次治理危机管理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也表明经历了教培整顿被迫转型的阵痛后，俞老师作为企业家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

第二，鉴于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提升，通过股权激励和其他制度创新努力把企业与核心员工的短期雇佣关系转化为长期合伙关系变得愈加重要。

事实上，如何把雇佣关系转化为合伙人关系始终是企业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巴菲特曾经说，虽然伯克希尔是股份制公司，但他始终把他的股东作为合伙人。他利用“合伙人精神”来指导他处理伯克希尔与股东的关系，由此在股东之间建立了极高的信任，乃至于很多股东无保留地相信，“巴菲特总是对的”。这事实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境界”。

马云则在阿里巴巴初创时，为了避免组织科层运行不可避免官僚文化弊端，设立了平等对话协商交流的“合伙人制度”。它的本质是在大股东愿意让渡部分的控制权背书下形成的一种内部管理制度，以此表明把阿里做好不是马云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合伙人大家伙儿的事儿。这一制度如今被很多创新导向的新经济企业滴滴和拼多多等竞相效仿。

虽然从目前有限的信息披露中，我们尚不清楚“高级合伙人”在东方甄选中的权力和义务，进而相关制度设计的具体细节，但我理解东方甄选推出高级合伙人与阿里推出合伙人制度的治理逻辑是相同的。那就是未来通过向董宇辉授予股权激励，使董宇辉持有东方甄选更大比例的股份，进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以此努力把东方甄选与董宇辉的短期雇佣关系转化为长期合伙关系。

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甄选推出高级合伙人显然不同于法律事务所注册采用的合伙制下的合伙人。因而，高级合伙人及其相关制度是否会成为东方甄选为了在互联网时代吸引和留住不可替代的核心骨干完成的一项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值得我们观察和期待。

高级合伙人等制度创新指的期待

最新消息显示，12月18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知：任命董宇辉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文化助理，兼任新东方文旅集团副总裁。俞老师对此转发称“祝贺宇辉，风雨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