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换帅、双80后空降：东方嘉富人寿终于要翻盘了？

  几乎每一个代际的中国青年人，都曾出现被污名化为“垮掉的一代”，“80后”亦是如此。

  40多年过去后，“80后”不仅没有垮掉，时值盛年的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力量，金融行业也不例外。

  5 月13日，东方嘉富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原中韩人寿）发布公告，选举童超（1984年生人）为新任董事长，任职资格待浙江金融监管局核准后正式生效，原董事长何欣自4月28日起不再任职。

  在此之前，今年3月东方嘉富人寿的总经理一职已更换为刘大勇（1981年生人）。这样一来，东方嘉富人寿未来将形成“80后”董事长+“80后”总经理的双“80后”核心高管组合，这在业内实属罕见。

  独特的解题思路，一定程度上印证出问题的复杂度。笔者不禁思考：在东方嘉富人寿做出大胆尝试的背后，是否存在着难言之隐？

  人事变局：国资股东的“对症下药”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前任董事长何欣的任职获批时间是2025年11月，也就是说她的在职时间仅5个月左右。但童超的披挂上阵，并不能说明前任的工作成绩未得到董事会的认可。

  换帅的直接原因，可参考公告的第一句表述——“依据股东方的工作安排”，这对于普通的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对于东方嘉富人寿而言则十分关键。

  东方嘉富人寿股权结构，来源：2025年度财报

  根据公开信息可知，股东浙江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比例达到33.33%，该公司的“幕后老板”是浙江省国资委。在这一前提下，东方嘉富人寿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之为“国企”。

  若从体制内工作习惯来理解，此番人事变动实际属于一次“平级调动”，因为前董事长何欣卸任后未被撤职，而是被调至母公司浙东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

  从新任董事长的履历来看，浙东控股对于东方嘉富人寿未来的发展，也有着新的谋划。

  童超出生于1984年，曾在阿里巴巴法务部工作过、在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待过以及拥有知名律所的经历，是一个稀缺的“法律 + 财务 + 风控”复合型人才。

  新任“一把手”的履历，表明东方嘉富人寿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其经营风格要更为保守。参考公司过往的业绩，这个趋势非常清晰。

  双重压力在顶，转型迫在眉睫

  从2013年开始，东方嘉富人寿便一直处于连续亏损的状态。例如2021年到2023年，一共亏损了超过7亿。

  寿险行业存在“七亏八平”的说法，其含义是新的公司需要7到8年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稳定盈利。但是东方嘉富人寿已经存续10多年了，才堪堪实现盈利。

  数据来源：东方嘉富人寿历年财报

  该公司的偿付能力数据也出现了下滑，风险更加显著。

  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东方嘉富人寿发行了14亿的资本补充债，之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上升到334%。但是到了2025年末，这个指标迅速下降到222%，2026年第一季度又下跌到167.89%。

  东方嘉富人寿2026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指标，来源：官方报告

  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该公司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是83.94%，快要接近60%的监管红线了，在国内银保监会的评级体系里处于相对“较弱”的区间。

  如果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一直持续下滑甚至低于监管红线，东方嘉富人寿或许就会遭遇到限制业务扩张这类严格的监管，从而严重影响到后续的经营。

  业务之殇：一条腿走路的跛脚巨人

  由此看来，东方嘉富人寿的业务构成已经严重失衡，这是其难以盈利的根本原因。

  2026年第一季度的偿付能力报告表明，公司当期所签单的保费总计为16.30亿元。其中银保渠道所签单的保费是13.17亿元，所占的比例为80.81%。个人代理人渠道所签单的保费为1.68亿元，其贡献率是10.3%。

  过度依靠银保渠道，对于东方嘉富人寿这类中大型寿险公司并不适宜。

  来源：东方嘉富人寿2026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在寿险的银保渠道里，银行是处于强势地位的。

  银保渠道与银行自身的理财、大额存单产品直接形成竞争，使得银行对银保渠道的积极性不高。要是合作银行的绩效制度发生了变化，又或者其理财产品设计中相关险种的比例有所减少，银保渠道就会不稳定。

  而东方嘉富人寿的个险渠道，本应稳定地产出高利润却没有得到重视。今年一季度它的个人营销员仅有303人，比很多中型保险分支机构还要少，这就致使公司在个险渠道难以快速拓展。

  业务渠道较为偏科，致使东方嘉富人寿呈现“大而不强”的状态，并且长期依赖低利润的银保渠道来拓展业务，这也是该公司难以拥有稳定盈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临危受命，“80后”该如何破局

  对于以童超和刘大勇为首的新一届管理层来说，他们面临着三重压力——即盈利不稳定、资本层面严重承压、业务渠道偏科严重，想要突破困境，必须在把握当下的同时，着眼于未来。

  在短时间之内，80后们要把稳住偿付能力红线，当作自身最为紧迫的任务。前面已经说过，东方嘉富人寿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是83.94%，已经处于危险的区间，如果继续下滑的话很可能触发严格的监管措施。

  具体来看，管理层需要对业务结构进行优化，降低高资本消耗型业务的比重，同时开展新的一轮资本补充计划，比如股东增资、发行资本补充债等，以缓解资本层面的急难情况。

  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考量，童超以及刘大勇倘若想要打破困境，必须得从根源之处寻觅办法，也就是说就必须得开展业务渠道的变革。

  以往银保渠道的业务占比是比较大的，不能予以放弃但是需要进行提质减量，要优化合作银行的结构，进而提高新业务的利润率。

  接着要集中公司的资源，重新打造个险渠道。比如说扩张个险代理人的队伍，在若干年内把个人营销员的数量提升，还可以去优化个险的薪酬激励体系，以此来吸引精英代理人加入进来。

  将视角予以拉远，东方嘉富人寿得去探寻更为长久的选型路径。比如说前董事长何欣在2026年年初曾经表示过，计划围绕“健康金融、共富金融”这两条主线来打造价值型寿险公司，这仍然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新一届的管理层可以继续去推进。

  童超有能力构建一个更为严谨的合规风控体系，为新业务划定安全的边界。刘大勇可以着手于数字化手段的运用，对基层的营销方式进行科技化赋能，最终提升运营的效率以及客户的体验。

  综合来看，童超的上任恰逢公司成立14 年来最艰难的时刻，公司不仅需要绝境求生、更需要破茧成蝶。至于这家浙江的国有控股全国性寿险公司，能不能在“十五五”期间交出高质量的发展答卷？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