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末斋往事——悼念微书大师周新生兼浅析其微书得失与沉浮

  折扇微书“红楼梦”

  萍末斋往事

  ——悼念微书大师周新生兼浅析其微书得失与沉浮

  文/周逢俊

  1月5日，我接到凤生的电话，说他哥哥周新生今天在巢湖人民医院去世，享年72岁。当时，我正在北方一个小城参加活动。我让凤生把手机递给新生的老伴儿玲子，玲子还没等我说话，就呜呜哭开了，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劝她节哀顺变。

  哑默几分钟后，我对玲子说，非常抱歉，因事不能前往致奠，希望她理解，回家乡时一定登门看望。之后，我即刻安排人在巢湖的二儿子周旭涛代表我参加吊唁。

  对于新生的去世，应该说，我并不感到意外。几十年前，他就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加肺气肿，每当犯病时就喘不过气来。而精疲力竭的他像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却又几番迁回在生死之间。或许是病榻前的慰藉，让他迟迟不忍离去......

  老伴儿多年服侍，昼夜悉心照料，汤药随时伺候，唯恐有误;在医院工作的女儿女婿，关键时刻总能做到及时救治，尽责尽孝。虽卧床多年，却也没遭多少罪，这应该是他一生的福报吧。

  尽管如此，这一刻，当我听到噩耗传来，也悲从中来，不禁潸然泪下。谁让在那些难熬的艰苦岁月里，我们是好朋友，是一对难兄难弟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巢湖文艺呈现一时之盛: 诗歌、小说、散文、美术、书法、曲艺等，大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而我的爱好不仅有美术，对书法、写作也有涉及，各领域都有志趣相投的朋友。

  那时，小城文艺界把我与周新生并列称为“巢湖二周”。尽管当时的我处境尴尬，身份不能确定:农民、泥瓦匠、业余画家、山坳村夫、圩上渔父(裕溪河畔当上门女婿)，一个出身寒门，自幼在荒山野岭从事刍荛之事的人，爱好美术本身就带有嘲讽意味。

  适逢巢湖市成立国画院，到处传，说我要被特招到画院当专业画家。后终因农村户口，又无学历，再加上人为的阻力，我不仅没能进画院，反而连院外挂名的名誉画家的头衔也被除名了。

  失落的我没有归属感，自己在大街上办了家“墨浴斋”书画培训班，那时常有文艺界的朋友来“墨浴斋”交流，新生是常客。

  我与周新生初次见面是在一次文代会上，当时，我与其他人一样，还没见过新生的作品，就已经被他的传奇故事所打动。

  论资历，我18岁那年就参加巢县文化馆“工农兵业余创作学习班”的活动了，算来也是巢湖文艺界的老骨干了。相比之下，周新生算是新人吧。以前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 后来，经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周新生不是本地人，是通过招工来的巢湖的新学员。

  周新生在邮票上微书唐诗

  后来听圈子里的人说，有一个叫周新生的人天赋异禀，他可以在一根头发丝上写一首唐诗，他的成就已引起文化管理部门的关注。当时我连什么叫微书都不知道，对在头发丝上写书法百思不解，也非常好奇(后来才知道，在他写的微书旁放一根头发丝作比较)。当然好奇的还不止微书，更多的是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他的经历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业余爱好者，没有高学历。除此之外，他的条件比我好得多，至少他还是正式工人。

  其实，我们彼此早已惺惺相惜了。只是他命运的寒冬因春风的眷顾正在消融，而我的前途如同在夜的峡谷里艰难跋涉。

  他原是铸造厂的工人，招工后一直在厂里干粗活儿，扛包、拉大板车，几乎全是强度大的体力活儿。尽管如此，那时一个下放学生能被招为正式工，再苦再累也是高人一等。

  新生个头儿不高，但结实有力，干起活儿来勤勤恳恳。到哪儿都是笑容可掬，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他不惹是非，心灵纯净，没有多少交往的朋友。他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拉二胡，再一个就是写微书。

  新生私下除与我往来频繁外，还与两个人常打交道。一个是省城著名书法家方绍武，并拜了方先生为师。方先生擅长楷书，新生就先从楷书入手。还有一位是他厂里的老师傅，上海人，名叫周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是拉二胡，周凯视他为忘年交。周新生调到文联后，有一天晚上约我去铸造厂的周凯处，听他们拉二胡。后来才知道周凯的二胡水平比周新生更胜一筹，尤其在情感的把握上达到了专业水准，这也是新生常来的缘由吧。

  夜晚是周新生一个人的世界，他住在仅床铺大的地方，相当于挪一块空地能把屁股塞进去就行，灯泡挂在距额头不到10厘米的高处。这样的环境，足以让他安静下来写微书。他喜欢把自己关在听不到嘈杂声音的旮旯里，除去杂念，心无挂碍。

  写微书时，他左手拿高倍放大镜，右手书写，还要写繁体字。这时，就要屏住呼吸，把一个字写结束才能舒一口气。虽然他练就了屏住呼吸可以写一个难度大的字的功夫，却也落下了气管炎和肺气肿的病根。

  他一坐就是一夜，经常写到天快亮时，才和衣倒在床上休息一会儿。起床后，手忙脚乱地洗漱，匆匆赶到食堂吃几口冷菜冷饭就赶去上班。经年累月皆如此，风雨无阻。

  微书与他的工作、生活，与他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相互撞击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竟能撞出理想的火花。他的这些事迹也渐渐地被曝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一度被神化，真是人生不幸微书幸。

  很快，他的微书作品常见于各种报刊，多少年的奋斗终有了回报——他被调到文联当专业创作人员。这一华丽转身，给这个古老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一时成为文艺界的焦点。甚至，在家庭教育上，周新生都是常被提到的典范。

  命运的改变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事实上，他的努力给他带来了不止名誉，还有物质上的改善。几乎每天都有人登门求字，虽然那时没有人花钱买字，但请客吃饭，或送一些礼物倒是常有的。也因此，他家很快便成了俱乐部一般。

  幸福来敲门总是那么突然。这期间，他找到一个十分贤惠、勤劳的爱人，不久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这还不是他的高光时刻，周新生最声名鼎盛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就微书所能达到的成就而言，这十年时间是他人望其项背，他本人已再难超越的顶峰。

  1985年，还是搬运工的周新生在一粒芝麻上写下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该作品在日本展出，被誉为“东方艺术的奇迹”。1989年，他在普通九寸折扇的一边扇面上，用微书写《红楼梦》前49回，共计285078个汉字，被专家鉴定为微书世界之最。1990年，他在一枚普通8分邮票上书写150首唐诗，共计3023个汉字，再创世界之最。1994年，他在一根火柴棒横截面那样大的面积上书写了5首唐诗，共计100个汉字，打破了1992年上海“天下第一微书擂台”的吉尼斯纪录。他三创世界之最，并获得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发给的“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证书。没有超人的耐力和勤奋的精神，孰能达到如此成绩?对他来说，天道酬勤不是一句空话。

  “吉尼斯之最”证书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让他喜泣不眠的通知——时任省委书记要亲自接见他，参加省委一个表彰大会。适逢改革开放如火如茶，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城南一带加天河两岸焕然一新，周新生的命运再次转折——时任市长送给了周新生一套位于城南新居民区的住宅，作为对他的奖励。

  我与新生交往是在他一无所有时，刚调到文联工作的时候，尽管有了些荣誉，却改变不了他依然奔波劳碌的现状。我与新生一样，都属于自学“成才”，都是被人轻视没有学历的“业余爱好者”。对于周新生势不可当的劲头，一连串的好事又总是夹杂着许多复杂的人事纠葛。一个人的成功单靠勤奋远远不够，还要具备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的坚毅，越战越勇，方离目标越来越近。反之，则会磨蚀你的意志，不敢做一名斗士，就会消沉而颓废到平庸。此时，周新生也面临着这一严峻的考验。

  什么叫“才”?不同人的眼光有不同的看法。倘若你的爱好有了价值所依，当一脚踏进被认为“成才”的大门时，另一脚也已踏进是非之境了。会被无端诋毁，甚至铺天盖地的不利言论都会如脏水一样泼向你。人言可畏，它是无形的杀手，随时都可能从心理上摧垮你，让你变得更加自卑。

  在专业行家面前，你除了不卑不亢以外，还要斗智斗勇。不惧怕，不动摇，放大你的才华，巩固你的绝招，与是非保持距离，始终做到特立独行。既然是这个“才”字惹的祸，那么就干脆“才”到极致，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通常说，婚后有了一个小家，又有了理想的工作，精神上能得安慰，应该是安稳的生活了吧，回答是否定的。“盛名”之下的周新生，从扛包、拉大板车的困境中，又进入一个无规律的生活陋习中，让他在贫困孤独、无人照料的小屋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那时，他的爱人小玲子还在老家肥东一个郊区工作。周新生一个人在城角租了一个破落的小院，一间小黑屋把自己蜗居在里面。当时，他的心境与这小屋是成正比的，屋虽小意气扬，但处幽暗心自明。从工厂搬到这里，于他来说是一段遥远的苦旅。所有的需求都是奢侈品，但一张桌、一盏灯、一张床、一管笔，以及一腔热血，足可养浩然之气。

  有文人给这小屋起了个名叫“萍末斋”。其意有三:“萍”，浮于水，飘忽不定，新生以自喻，其一也;“末”，微小，新生以微书见长，又因屋小人微，故名之，是为其二;微中见大，居萍末而蕴鸿鹄之志，其心之野也，为之三。然生活要一天天地过，生命就在分秒中新陈代谢，轻重失衡就会生出邪异。

  表面看新生，是既“粗壮”又极“心细”之人，可他生活不会自理，严格地说，他不会把精力用在那些琐碎的生活小节上。白天与黑夜不分，二十四小时滚动式超负荷工作。吃最简单的食物，只要填饱肚子，冷的、热的都行。

  工厂每天上班，生活秩序稳定，可当他得到自由时，反而管理不好自己，完全打乱了生活秩序。由此，他在这黑暗中无意识地把健康交给了可怕的“魔鬼”——气管炎严重到己成肺气肿，日夜纠缠，他却没当回事，好在年轻还能扛得住。

  他被机械地卷入时间的链条，不停地运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争取!争取!争取!他不断加码工作量。坚持! 坚持! 坚持! 他把黑夜当白昼，把生命的烛光一起点亮。营养得不到供给，睡眠得不到充足，冷暖得不到调适。他完全投入“战时”状态，用青春赌未来。殊不知，按既定目标设定美好的未来，只不过是一场梦境。怀揣梦境的人很多，能实现的人屈指可数，况且健康才是事业的根本。

  可是，他踌躇满志，当理想与现实不能遥相呼应，身体已失去某种内在的抗衡力量，却依旧野蛮前行，很快陷入固执、盲从，而不自知。我为周新生的偏执如此失控地滑行而担忧。

  转念一想，就当时而言，周新生没有那么多远见，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第二条出路，所以除了无奈，又能怎样呢? 明知微书会越走越窄，如不能审慎调控，坚持下去就等于对自己的暴虐管制。为此他只能选择一如既往。我曾亲眼见到周新生生死之际的危险时刻，而无人知道。幸好那天我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大祸。

  那是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风雪交加，我骑单车去城南办事。办完事后，恍惚间总觉得有什么事让我隐隐不安。忽然想到很长时间没见周新生了，便转头骑车往沿河外去“萍末斋”。

  这里原先叫河南网，距护城河向南约一公里，以织网为业而故名。公路两边的房子集中挤压成一大片，参差杂乱地向巢湖畔延伸。穿过逼仄的小石子巷，后面是破院残垣和一片菜畦。顺着水塘往前十余米左拐，弯到一个墙角处，有一间红砖黑瓦的矮小庭院。院门有棵碗口大的石榴树，几根树枝斜斜越过围墙伸进小院，这里就是萍末斋。周新生来文联工作后，在这里租了间简陋的房子，算是能挡风遮雨的安身之处。

  门紧闭着，门闩紧插，敲门无人回应。“里面一定有人”，我正这样想着，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即刻攀上门边的石榴树，翻进小院。我快步走到门边，一脚将门踹开，里面一股子煤气味扑面而来，新生趴在小桌边一动不动，脸歪向一边，面如土色，手里还捏着一管细毫笔，灯依旧亮着。

  我大声喊他的名字，他却不能应声，只是嘴唇微微动了动，整个人如一个软体动物。“坏了，一定是煤气中毒了!”直觉告诉我，他的情况虽十分严重，但还有意识，应还有救，时间就是生命。我迅速把窗户打开，一边清理一边烧开水，又快把开水吹凉喂他喝下，可才喝了几口，他哇的一声呕吐起来。再喂，再呕吐，反复几次后，才止住了呕吐。可他不能讲话，头微微动着想抬起来，可又偏向一边昏昏迷迷，口里呼噜呼噜喘着带痰的粗气。

  我把他抱到床上，拧了把热毛巾擦拭后让他睡下。随后，我煮了面条给他喂下，这才开始好转，脸色由灰暗变得稍泛红晕。虽然不能说话，但也没有什么大碍，我便放心了些。那时家里没电话，只好骑车满大街地找电话通知他的单位，由单位通知他的家属。等到来人，我这才放心回去。

  其实，室内的温度并不高，但为了保证他正常的微书创作，必须让笔尖保持润滑度。而为了打破微书纪录，他一次次尝试着挑战极限，可最大问题就是，当笔尖蘸上墨，一提起就干了，无法进行。后来有人给他专门制作了这种保持润滑的墨，用一根毫尖的棱角书写也不会干。可到冬天，最麻烦的事就是结冰，我们那里的冬天没有暖气，室内和室外差不多冷。不要说写微书，我画画时，常常都是带着冰碴往纸上刷，要不停地加开水化开。周新生必须用煤炉保持温度，但窗户要保持通风，否则就会煤气中毒。

  几年后，新生乔迁新居，玲子也从肥东回到巢湖，照顾新生的日常生活，事业与家庭都有了转机。

  作为旁观者，我觉得他又一次错过了调整事业的机会。那时作为老朋友，我几次说出心里话，并分析可能遇到的未知困难，但他都未置可否。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新生事物一时弄不清楚。大胆的人早已提前谋划，辞去公职自谋职业，做生意开工厂，哪里赚钱哪里去。保守的人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国营单位钻。文化单位更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院、剧场、展厅，均可以被私人承包，只要有证就可以自由经营。比如，画展、书法展，不需要经过文化馆培训、挑选、检查、批准也可以办展。各行各业都在强调实现个人的价值，自由买卖，自负盈亏。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各抒己见，又瞬息万变、充满矛盾的时代，每天有人哭有人笑，笑的人忽变成哭，哭的人忽变成笑。许多曾被称为一方名师的书画方家，此时失去方向，渐渐落入末路光景，变得一蹶不振。

  周新生的崛起却正逢其时。先是招工，后进文联，成了国家干部，走的又是冷门——他成功了。可是短暂的交替，如同他的微书事业一样，单凭着自然的过渡，毫无察觉就到了青春的危机。改变要有非凡的洞察力和魄力，事实上很难做到。他好不容易走进他梦寐以求的文化单位，既拿工资又能卖字，他不可能想到改变什么。

  回想起来，他随着官方报道在地方声名鹊起，从当初有人送礼求字到直接购买，书法成了商品。那时价格低，买的人并不多，但他也是文艺界面向市场最早的先锋。

  问题是人家花钱所求的都是能挂在室内，当中堂或条屏用的大字，没有人买微书收藏。倘若他能静下心来研究真草隶篆，不断提高书法水平，再把微书名气扩大到书法艺术上来，我想，凭他的那股耐心和韧劲，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他的认知仅局限于地方而未能拓宽思路，缺乏危机意识，以为那份荣誉就是永远的护身符。当然，他也写大字，或在石碑上给人抄字，只写正楷，就是把微书放大的那种——中规中矩、平稳方正，毫无艺术的感觉。天长日久，墨守成规，随着书画界后起之秀的不断居上，他渐渐隐入了幕后。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身体失去健康，气管炎加速了肺气肿的病情，上两层楼梯都显得艰难，每走几步就要站会儿喘气。20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家乡时，他的身体状况就已很糟糕。如此这般下去，他很快就跌入了无人问津的境地，人生无常，怎么能不令人嗟叹感伤呢?

  如果把他的微书成就跟伟大理想联系起来，实在让他承受不起。实话实说，他的兴趣仅限于一个完美的袖珍世界，如开一个小作坊把手艺做到极致的师傅，与周围买他账的人和谐共生，在世俗中能被另眼高看，有尊严地活着就足矣，仅此而已。

  改革开放转型之初，温饱虽然得不到满足，但老百姓的生活也算有点了盼头。周新生的家此时也是温馨而和谐的。他的爱人小玲子跟他一样朴实、憨厚、善良，他的女儿聪明、漂亮，后来成为西安医学院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夫妻俩又都有相似的性格和认知，即使受委屈了，背后空发一番议论，气消了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时间一长，有超前议论者蔑视地说:“精密仪器可以做到，他一根头发丝微书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分出几十根头发丝大的微书而效果一样好，人写微书有什么用?”还有人讥讽地说:“微书适合当特务，可现在连特务也当不了.....”。求全责备时有发生，他听了一般不敢反驳，他的懦弱助长了那些轻视和不屑。

  对朋友，他真诚而实在，但又因人而异，常做了应该做的事，却又因善良而后悔。总之，他把生活与艺术浑浑噩噩地搅和在一起，世俗的尘埃渐渐地把他变成平民艺术家，潜移默化，适应融合。

  但让我感动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新生和玲子对我都是另眼相看。在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正是他的“盛世”，而我是新生家唯一的常客。那时，他的话题最多的是微书:什么芝麻粒上写什么诗呀，头发丝宽度还可以再微一行呀，邮票上争取写多少字呀，或参加北京什么展呀，到上海领奖呀，去省城开会呀，等等。

  那时，真正是他青春燃烧的岁月，那专注就如同一个十足的“傻子”，好像除了微书什么都不在他的脑子里。人情世故的缺失，导致他遇到的种种困难似乎都无法解决，最终归于寂寞和平淡。

  我羡慕新生有好的传承、好的基因，他的父母都具有不凡的品格，兄弟都有才。记得有一年清明之际，新生约我去他老家南陵县城，见到了他的父亲。老人家仙风道骨，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获奖多多，又多才多艺——会吹拉弹唱，还舞得一手好剑，活过了百岁。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周巢生也能写微书，曾把《三国演义》写在一张四尺整张的宣纸上。周凤生、周庆生既喜欢书画，也爱好音乐，凤生的葫芦丝吹得很有专业水平，曾在北京演出。他还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弟弟叫朱斌，很了不得。记得我离开巢湖前夕，我们在合肥相聚，得知他已考到瑞典，在读博士。

  新生父母离异后，他的父亲又成了新家，夫人陈老师是新生的后母、凤生的母亲。陈老师的弟弟陈伏虎竟是我在银屏秀芙小学读三年级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前妻在钓鱼小学读书时的老师，世界真小，又是那么机缘巧合。

  新生是个特别耐心和细腻的人，细得如他的微书，但这种细是好还是坏，需商榷再论。我个人认为，他有他的局限性，只是不该变成一种性格，囿于小我境界，无法破茧成蝶。

  他有许多行为让人不可理解，用“啼笑皆非”这个词可能有些过，但作为老朋友，他会原谅我的直率。比如，他有一个好习惯，每天坚持写日记，但日记的内容让人有些索然——每天从早到晚，每一个时间段都有记录，来什么人，喝什么茶，买什么菜，写什么字，花多少钱，赚多少钱，从哪儿到哪儿，不放过一件小事，事无巨细，名副其实的流水账。这使我想到鲁迅先生也有过类似的日记，如这样想，倒也别有一番小情趣。字写得工工整整，所记日常与岁月一样重复，不厌其烦，却乐此不疲。

  他似乎从不读书，至少我没见过他认真读一本书，他用微书抄《红楼梦》，抄《唐诗三百首》，但他并不在意书中所云者何。

  我在想，他如果把天天写日记的内容改成读书笔记，把写流水账改成对社会的观察，提高认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一个观点独特、思想深刻，有雄心大志和精神自由的艺术家，那一定是另外一番境界了吧。

  作为新生的老友、难兄难弟，我常在惋惜之余又一想，也许这就是他的命吧!上述表达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或者说他的轨迹是有定数的，认命是他自己的选择。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们那一辈当中，无疑他是佼佼者。

  更何况他的微书成就，也足以让他的人生完美而无憾，他的专注、勤奋永远勉励着后人。

  在缅怀友人的伤感之际，我怀着与有荣焉和“伤仲永”的双重心情，把心里话如是说出来了，也不失老朋友间的那份真诚和互爱吧。斯人已去，思念长存，祝老兄一路走好!

  本文发表于《青年文学家》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