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长盛不衰能够给我们哪些启示？
宋鸿兵 
■ 文 | 鸿学院院办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前不久，宋老师驱车行走了一遍大运河，沿途考察了许多中国历史上非常繁华的大城市，比如运河时代的四大商业都市：淮安、扬州、苏州、杭州。这些地方当年都是中国的一线城市，相当于现在的北上广深。
千百年过去了，这些城市中有的已经落到三线城市的地位，有的却能一直长盛不衰，活力澎湃。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引起了宋老师的注意。
地处长江以北的扬州和长江以南的苏州，在运河贸易大繁荣的时代两座城市都很发达。隋唐时期的扬州曾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大都市，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首都长安；明清时期扬州的大盐商也是富甲天下。扬州位居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点，两条黄金水道的商贸机会通江达海，经济的区位优势超过苏州。
但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扬州则远落后于苏州，江北也明显落后于江南，扬州GDP是5000多亿，苏州却高达1.8万亿，三倍于扬州。
一直到近代，两个城市都没有什么差距，为何进入现代后忽然拉开差距，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地处江南的苏州，经济活力为何会一直长盛不衰呢？
从经济教科书上我们知道，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制度等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扬州与苏州无论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经济禀赋上，还是政府政策、营商环境、人口素质等软环境上，都很接近。
两个城市经济活力的差异究竟来自哪里？更广义的问题是：江南经济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传统的经济理论并不能给出有效的解释，宋老师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则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什么是文化资本？
借用一个手机App的比喻来说明一下：一个地区个人或公司的经济行为就像手机的APP，经济资源就如同是手机的硬件，而文化资本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所有的APP都必须通过调用操作系统才能充分利用手机的硬件资源。而操作系统的优化水平必然会影响APP的运行效果。同样的，一个地区文化资本的积累厚度和运行效率，也会显著影响个人和公司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经济活动的效果。
最早探讨文化对经济存在影响力的理论，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发现欧洲新教占优势的地区比天主教占优势的地区更容易进行工业化，经济也更发达，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北部欧洲的经济显著强于南部欧洲。他的分析结论就是，新教伦理塑造了北部欧洲劳动者的工作态度，比如劳动是所有新教徒的“天职”，努力工作是人对神所尽的义务，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这种“天职”观念演化为现代西方所崇尚的“专业精神”；新教伦理鼓励节俭，厌恶浪费，这有利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而积累财富是实现了“天职”的证明，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个人炫富的行为会遭到社会的严重鄙视，可以说新教伦理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现代西方最发达的国家都是新教占主流的国家，新教精神就是它们文化资本的核心。
那么，江南的文化资本来源于哪里，它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回溯历史。
东方文艺复兴系列（二）- 江南文明的起源，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带你深度了解历史上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江南地区是如何养成的。
本文节选自鸿学院核心课《东方文艺复兴（二）江南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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