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夫人文化、“23年红旗不倒”和“百年来纠结于理论界难题”

文：李长茂

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下面临一个问题，如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是一百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回顾冼夫人让岭南地区“椎跣变为冠裳，侏离化为弦诵”的历史，回顾受冼夫人文化影响的冯白驹等琼崖革命先驱的历史，这应该有利于我们寻求“一百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大问题”的现实解答。

一、 从千年前冼夫人、百年前“冯白驹们”，看“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冼夫人对海南的影响比苏东坡等贬官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

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梁朝大通初年，罗州刺史冯融听说是岭南首领年青冼英的志行，后为他的儿子高凉太守冯宝娉为妻子。梁武帝大通2年（528年），梁朝在岭南设置高州、罗州以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管辖，冼夫人以岭南大首领的身份上书朝廷，提出在海南岛设置崖州，梁皇朝准予。自汉代脱离了中央王权586年之久的海南岛重新纳入中央管辖，海南岛同时恢复郡县制。冼夫人大力推行教育和发展生产，为日后南海诸岛的管辖、古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近年来海南“苏东坡热”一直经久不息，苏东坡以及此前“海口五公祠之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五公”等贬官对海南文化确实影响很大。但是，当时掌握国家机器、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冼夫人更有便利条件推广中原文化。相比于更早还有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扑、东汉伏波将军的等历史名人海南开彊拓土,冼夫人使用武力威慑开疆拓土是手段，推广中原文化的民间教化，才是冼夫人的初心。即相比于苏东坡等贬官以及伏波将军等，冼夫人对海南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冼夫人当时手握大权，辖境包括五岭以南的两广、海南岛、越南北部，甚至延伸到老挝、缅甸北部的很多地带，但是冼夫人却始终摒弃私心私欲，以老百姓安居乐业、避免刀兵相见为根本，在恩威并施中先后平定三场叛乱保证汉俚团结，促使孤悬海外近600年海南岛回归中央政权，同时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

据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座冼夫人庙,主要遍布粤西、海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地，其中高州祭祀冼夫人的庙宇300多，而海南学者考证海南岛为了纪念冼夫人建筑了400座规模不等的冼夫人庙。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庙宇好像跟神鬼有关，实际上特别在绝大部分民众是文盲、信息交通不发达、不同地区民族语言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下，庙宇发挥积极的“艺术化教学”作用。特别当小孩看到村庄庙宇里面供奉的冼夫人等雕塑，小孩往往带着好奇心去询问。当长辈们把冼夫人的故事讲给“思想上一张白纸”小孩听时，冼夫人智勇双全和爱国爱民思想就在潜移默化当中，给孩子们奠定坚实的基础，给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在老一辈的海南人当中，“上学校”从老人嘴里说出来就是“去祠堂”，“庙”和“祠堂”往往混用，而且“祠堂”比“庙宇“在海南话当中更通用。“祠堂”既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教育孩童的场所，其中就包括通过雕塑冼夫人等历史伟人的形象对孩子进行艺术化教学。

2、百年前“冯白驹们”和“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冯白驹将军被周总理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同时冯白驹也是冼夫人第47代孙。当然冼夫人对海南的影响肯定不限于自己的宗族。如果说，一千多年前冼夫人的时代，“中华文明”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在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甚至已经变成落后文明，当时的青年冯白驹以及众多琼崖革命先驱不可能不深入思考。

尽管从教科书当中，我们经常读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回顾历史，早期革命先驱大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深厚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渴求和平、温和的解决对策，而不希望兵戎相见、生灵涂炭。所以哪怕青年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在给蔡和森的信件当中，毛泽东的表述是“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此前，如毛泽东1959 年5月会见智利政界人士时说： “我那时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但是，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青年毛泽东在不能释怀的疑惑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

相比于很多早期共产党革命活动家，琼崖革命先驱更加前瞻性地看清革命斗争的残酷局，更早意识到不得不采用军事手段。这里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受一千多年前“上马杀敌，下马成佛”冼夫人文化在潜移默化当中发挥更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是是周恩来负责组建并在1924年11月成立的孙中山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简称铁甲车队），经孙中山同意，受党组织委派，时任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的琼崖革命先驱徐成章负责筹建 “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被任命为队长。而徐成章就是冯白驹是小学老师，青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后来由不得不辍学，1926年初冯白驹返回琼崖经过广州时，找到徐成章表示希望入读黄埔军校。徐成章却为冯白驹指了另一条路：“琼崖现在迫切需要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人，你回去后可以去找李爱春，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而立志“不做大官，要做大事”李爱春在海南琼山云龙小学读书时，就和冯白驹（原名冯继周）在徐成章的指导下组建“同志互助社”，李爱春也是冯白驹后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12月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赶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开展减租斗争运动，镇压土豪劣绅地主的反抗；1925年，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变，徐成章奉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指挥铁甲车队击溃叛军、收复广州；同年6月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参加广州各界人民举行省港大罢工示威游行活动，在途经沙基时遭到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徐成章冒着弹雨，指挥队员抢救遇难的群众。周士第将军作为当时铁甲队副队长多次与徐成章并肩战斗，对徐成章的评价“徐同志神勇，悚人毛骨”。就是如此“神勇”的徐成章，此前更多体现的是文质彬彬一面，早在1920 年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回琼后，与冯平、 符节等在海口创办《新琼岛报》，1921 年 4 月，徐成章、王器民等在海口创办《琼崖旬报》。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首支正规武装——叶挺独立团”，我们同样发现其中有众多琼崖革命先驱的身影。1925年6月，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原副队长周士第接任铁甲车队队长，11月铁甲车队在广东肇庆扩充为共有2100多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1926年1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琼崖革命先驱、后来的开国上将周士第任独立团参谋长。琼崖革命先驱洪剑雄被誉为“国民革命军中编辑壁报之第一人”，1925年9月被派到第四军政治部任秘书，1925年10月被誉为“琼崖革命第一人”王文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王文明既是冯白驹的“伯乐”也是冯白驹的亲密战友。

二、从千年前冼夫人、百年前“冯白驹们”，看“教义”和“方法”！

1、 冼夫人之“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一千多年前，冼夫人在岭南地区推广中原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开设教化、空讲道理。16岁就被推举为渠帅（部落首领）的冼夫人，一直到90多岁仍在战场上横刀立马。当时岭南地区越人“好相攻击”，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冼夫人兄长、时任南梁州刺史的冼挺以暴制暴、恃强侵略掠夺邻近州县，这似乎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只是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冼夫人超越了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多次规劝冼挺，因此威望显著，南海沿海地区（古代包括越南沿海地区）和琼州海峡对岸的海南岛共一千多个部落都归附冼夫人的统领下。另一方面冼夫人以身作则，哪怕是自己孙子冯暄因为徇私，在带军平叛过程中滞留不前，冼夫人马上派人捉拿冯暄入狱。在身体力行的践行中，冼夫人并不是一味死守陈规、僵化教条，在南北朝侯景之乱爆发之后，高州（今阳江白沙）刺史李迁仕派人征调冼夫人的丈夫、时任高凉太守的冯宝。冼夫人从一些信息细节反常表现中，预判刺史李迁仕可能造反，阻止了欲听命前往的冯宝而静观其变。几天后，李迁仕不但如冼夫人所预判中正式谋反，而且派遣主帅杜平虏率军入侵赣石。冼夫人认为，叛军主帅杜平虏是猛将，不宜正面抗衡，建议冯宝智取，即一方面派使者向李迁士示弱送上厚礼，借口说自己不敢出来，想派夫人去参拜，另一方面由冼夫人带领千余人步行挑着杂物、谈笑去送礼，一旦通过栅栏下就可以消灭后方空虚且没有防备的李迁仕。冯宝依计而行，最终冼夫人带领千余人对李迁仕发起突袭，取得大胜。

对于冼夫人来说，也许人生中比较难的决策就是朝代更替当中的抉择。梁、陈朝更替之际，冯宝逝世，岭南地区形势大乱，冼夫人带领岭南诸首领到丹阳（今南京）向陈霸先皇帝表示效忠。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并以冼夫人的儿子冯仆为人质，胁迫冼夫人，冼夫人不肯因私情而背弃公义，统领百越酋长联合陈朝将领章昭达平息了该动乱。陈后主降隋，冼夫人在确认政局变化之后，宣布归顺隋朝。晚年时期，冼夫人把梁、陈、隋三朝所赐的御物，于逢年过节集会时陈列于前庭，教诲子孙：“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我们经常批评有些历史人物“愚昧忠君”，实际上“君”在古代不是指帝王，作为爵位，“君”地位比公、候、伯、爵更低。例如，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与春申君都不是帝王，但是却享有很高的荣誉地位。从甲骨文汉字“君=尹+口”，“尹”一般是表助手的意思，即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道德高尚之人，才能手持权杖辅助帝王或主官。冼夫人更多思考如何避免岭南老百姓陷入战乱，站在众多老百姓的角度，一再拒绝割据称王而维护中央政权，当好助手，不居王位，做到“不偏不倚之忠”，“忠于内心的良知并以身作则”，而非愚昧之“忠”。

2、 百年前“冯白驹们”从“教义”中找“方法”

我们注意到一个奇特现象，1927年蒋介石发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对抗国民党反动派。全国各地党委先后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海南当时有 13个县市，至少9个县市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这个数据在全国来讲是非常罕见的。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黄振位说：“在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之前，广东就已经打了几千枪、几万枪！”而且，“广东就已经打了几千枪、几万枪”当中，琼崖革命先驱、时任广东清远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叶文龙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第7天、广州发动“四一五”大屠杀第4天，就拿起枪杆子率领清远农军于4月19日占领了清远县城，“由于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行动，叶文龙领导的农军取消原计划，当晚占领县城电话所、拆除电报机后，于24日晚率农军渡江行军到横石坐火车北上，在英德县城参加暴动后，继续北上韶关，成为北江工农革命一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一直到几个月之后的“八七会议”上，当时共产党决策层才接受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1924年，琼崖革命先驱叶文龙和王文明在上海共同创办《琼崖新青年》，“中共琼崖一大”在1926年6月召开，特派员杨善集传达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广东区委的指示，会议通过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琼崖地委)领导机构，王文明任地委书记。“红色资本家“邱秉衡冒着巨大风险给“中共琼崖一大”会议提供“琼崖革命的红船”——“中共琼崖一大”会议会址即海口市邱氏祖宅。叶文龙是邱秉衡的妻弟，也是邱秉衡的革命带路人。无论是琼崖地委委员(后来的组织部长)陈德华1927年入狱，还是1937年冯白驹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当局逮捕，主要依靠邱秉衡动用了各种社会关系积极配合琼崖特委出手营救。

从革命意志上，琼崖革命先驱普遍表现异常坚贞，1927年杨善集以及徐成章先后在身士先卒的战斗中牺牲。但是，从革命的斗争谋略上讲，众多琼崖革命先驱更多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致，注重避实就虚，而不是一味蛮干。1927年，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实际，顶住早期共产党高层的压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1928年3月中旬，国民党广东省反动当局对琼崖苏区及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对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以城市为工作中心”错误方针，时任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持保留意见，下半年起琼崖特委机关陆续迁到海口的背景下，正是王文明领导琼崖红军主力在反“围剿”后期大转移，不仅保住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而且开辟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为琼崖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三湾改编是我党我军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之一，三湾改编将成分复杂的旧军队改造成为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从而避免中国革命走更多弯路。三湾改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1927年毛泽东提出“党建在连上”重大主张，面对当时担任师长的余洒渡提出各种异疑以及陈浩、徐韩等人的反对，毛泽东以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叶挺独立团为例来说服与会人员。当时的独立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而第4军第1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就是王文明。1940年，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亲赴南泥湾踏勘调查，决定在此屯垦自给。1928年王文明的领导下，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同时还办起了军械厂、红军医院、印刷所、粮食加工厂、缝纫组、商店等，从某个角度讲当时母瑞山甚至可以称为“琼崖版南泥湾”。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对参加秋收起义的指战员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王文明1930年去世后,冯白驹接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特别是母瑞山在陈汉光的围剿下已经基本失去人类生存的条件，冯白驹却在母瑞山给大家讲《西游记》中的故事时说：“敌人把我们关进了母瑞山这座炼丹炉，我们就都要像孙大圣一样，练就钢筋铁骨、火眼金睛，获得更大神通，冲破这座炼丹炉。”一直坚持到1933年4月，在冯白驹的率领下，25个人成功突围回到琼山。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在云龙墟被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1939年，独立队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扩编为独立总队，先后对日军作战70余次，消灭日军800多人。1950年初毛泽东指出了解放海南岛的两个有利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有冯白驹的配合”。

三、“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 解决“百年来纠结于理论界难题”的重要意义

总书记引用恩格斯话说：“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千多年前，冼夫人给海南地区带来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带来那个时代的先进“理论思维”，也给海南地区带来那个年代的更高层次生产力，因此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年前的琼崖革命先驱。例如，1924年，徐成章在《新琼崖评论》上发表的《十余年来琼崖革命运动的回顾及今后应取的方针》中，以洋洋洒洒1万余字对辛亥革命之后琼崖革命运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自己的独见，认为革命运动的成功需要有训练的民众，需要革命各方团体的团结，更需要有以党为中心的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及其武装主要创建人杨善集是最早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先导者之一，1927年1月在《少年先锋》杂志发表《寄旅俄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呆板的搬来中国用，是一个呆子……”的观点。1927年，5月21日，湖南长沙驻军许克祥叛变革命，发动“马日事变”，粤北工农军总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叶文龙最后说：“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山打游击。”1925年来自海南琼崖的叶文龙由党组织安排到广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干事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秘书，周恩来当时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叶文龙还担任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从叶文龙担任这些职位来看，叶文龙的理论水平和党内地位都很高。同时，1926年临危受命担任广东清远第一任县委书记，其工作效果是“不到半年，全县60%的乡村都成了农会的天下”，在南昌起义之前一个多月，叶文龙带着清远农军会合粤北工农军于6月中旬到达武汉，叶文龙被调任中央农讲所担任教育长，而中央农讲所负责实际工作的是时任中央农讲所副所长的毛泽东。理论功底深厚又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的叶文龙既然能在广州起义半年前的重要会议上提出“上山打游击”，意味着叶文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找到“上山打游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支撑。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1927年底叶文龙被中央委派参加的广州起义。根据参加广州起义的聂荣臻将军回忆，广州起义之后，负责军事的叶挺强调“起义部队要尽快拉到海陆丰去，最好不要在广州市里坚守”，聂荣臻立刻表示赞成叶挺的看法，但“钦差大臣”、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批评叶挺“想去当土匪”，“会议僵场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张太雷。……（张太雷）是曾经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广东省军区书记，但他觉得纽曼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纽曼是一位有经验的代表，他表示支持纽曼的意见。”广州起义当中，叶挺提议、聂荣臻赞同的“起义部队要尽快拉到海陆丰去，最好不要在广州市里坚守”，这一正确提议没有得到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及时支持，导致广州起义损失惨重。实际上，张太雷本人并不教条，对于敌我双方的力量有正确的判断。根据广州起义“三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黄平事后回忆史料：“暴动前20天，鉴于广州邻近敌强我弱的态势，张太雷曾私下问过黄平，是否可以暴动？”但是，当时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上，都无法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依据。如果找不到类似的决策依据，不要说有来自共产主义代表和众多早期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甚至可能连张太雷自己是不是都怀疑自己胆怯、想临阵逃脱！同样，周恩来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等带领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续之前所提出来的“南下广东战略”——“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获得国际援助”。所以，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但是，如果受中央委派参加广州起义的叶文龙能及时赶到广州起义的会议现场，叶文龙既能从组织授权又能从理论思维上，帮助张太雷做出正确的抉择，中国革命史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写。

我们看到杨善集、徐成章、王文明、叶文龙、冯白驹等琼崖革命先驱都做出与当年毛泽东相类似的预判和对策。相比于当时早期中国共产党高层更多教条地遵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琼崖革命先驱似乎异乎一致地与“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智慧——毛泽东思想”相类似。这里认为，冼夫人“一生征战，鲜有败绩”的历史对琼崖革命先驱影响很大，对于常年征战的冼夫人，任何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就可能导致行军作战过程中全军覆没。所以，众多琼崖革命先驱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冼夫人的影响，注重活学活用，而不是死守教条。

当时，毛泽东等革命家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军事斗争思想，却被贬低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同当时欧洲产业工人为主体和俄国十月革命截然不同，毛泽东思想当时看似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实践相违背。一直到后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著作陆续面世，即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后从才能“理论思维”的角度，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中国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交融。特别在王明等缺乏实践经验的“钦差大臣”教条主义左右干扰下，如果没有“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很难做到统一思想。另外，“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赢得了共产国际的尊重。由于误传，1930年3月，共产国际总部机关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为毛泽东发了一份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虽然这份讣告是根据误传的消息发出的，却反映了共产国际正视“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这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很大上影响中国共产党决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人认为毛泽东等天生就具有高人一等、高瞻远瞩的眼光。回顾到当时历史，我们发现，这只不过是毛泽东等更早践行恩格斯说过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发现琼崖革命先驱的践行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异曲同工，也许这才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根本原因之一。

2、 解决“百年来纠结于理论界难题”的群众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是一百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

没有“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小米加步枪中国共产党军队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飞机加大炮武装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更不会有钢铁产量不足美国的1%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是，毛主席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如今在百年未遇大变局，从“22块租界的旧中国”到如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给国人带来了自信，另一方面，随着东欧变色、前苏联解体，“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有打多久”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疑虑，“21世纪版本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何书写？

我们同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现象，前苏联解体了、东欧“变色”了、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学术界、舆论界上个世纪末开展“千年伟人”评选活动，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同年英国广播公司开展的同名活动、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的调查，马克思都位居第一，爱因斯坦往往排在马克思之后。“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群众实践和群众智慧？

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而一般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如哲学家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以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同时冯友兰还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权威学者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一文写到“与西方学者相比较，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所缺少的只是某种外在的形式，所以为中国传统哲学建立某种相应的形式系统，穿上‘系统的外衣’就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重要使命”。给中国传统哲学“建立某种相应的形式系统，穿上系统的外衣”，进而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这一百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我们是否需要群众智慧、群众实践？

总书记提到“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而当下相关研究成果的突破，很大可能还原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万经之首”《道德经》本具的“某种相应的形式系统”、本具的“系统的外衣”。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的首席专家丁四新教授认为：“（道德经研究）要以原子分章为依据，以及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以王弼本、河上公为代表的通行本目前已丧失了其习惯性的文本优越性，需要在新的文本观念下接受严格的检讨和反省。”换句话来讲，如黑格尔、冯友兰、德里尔等看到的是错误版本道德经，那么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就很正常了。2020年通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的《柴晓明版本道德经》一方面与丁四新教授研究成果相互呼应，另一方面不改动晋朝王弼版本的道德经一个字、一个字序，同时按照古今中外共同认同“字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篇不离章”分章断句原则，重新分成四部八篇文本结构。而该文本结构，竟然还原道德经文本本具的“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著作，还原道德经本具“系统的外衣”。

我们知道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但黑格尔却说：“他的书（指老子的道德经）却不很切实际，而孔子却更为实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呢？孔子亲自承认老子比自己“学识渊深”、“志趣高邈”，但是为什么黑格尔高看孔子而贬低老子？如果黑格尔既无法读出道德经本具的“精心结撰，首尾连贯之哲学”著作，必然会被“系统的外衣”被撕裂的道德经版本所误导。道德经属于先秦时代著作，而先秦以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典著作都是不分章。无论晋朝王弼把道德经分成81章、王羲之分77篇和清朝魏源把道德经分64章，都是不同人根据自己学习理解来分章断句，这个分章结果可能符合老子的原意，也可能偏离老子的原意。换句话来讲，绝对不能把81章道德经的分章断句版本视为老子的原文。

但是，冼夫人等很多有智慧的古圣先贤很大程度上能够读出道德经文本本具的“理论思维”。以《柴晓明版本道德经》四部八篇文本结构为例，第一篇阐述方法论“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二篇阐述世界观“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恰恰与冼夫人的“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初心相应。第三篇阐述“爱以身为天下”的使命，而冼夫人作为岭南地区掌握最高职权管理者，既能够“忠君爱民”又不是一味“愚忠”，这与本具“系统的外衣”的道德经文本当中“爱以身为天下”使命相吻合。第四篇阐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治国管理方略，第五篇阐述管理者“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天下”的修炼提升，第六篇阐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具体治理方式，第七篇阐述“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治国用兵的原则，第八篇阐述“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宗旨。冼夫人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于亲属犯法一视同仁，以“以正治国”，多出奇谋“以奇用兵”，仅海南就出现“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的“以无事取天下”的效果。而“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和“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的精神都在冼夫人的用兵和管理当中得到充分印证。让如果我们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发现《柴晓明版本道德经》第一篇、第二篇内容就是要求管理者做人要“干净”，第三篇要求管理者做事首先要“忠诚”，第四、第五、第六篇、第七篇描述管理者做事“担当”的方式方法和原则，第八篇描述管理者的取得成绩之后要“不忘初心”。即总书记强调的“干净、忠诚、担当、不忘初心”与本具“系统的外衣”道德经文本完全一致。同样，从1932年8月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琼崖党组织和党中央中断联系达5年之久，哪怕琼崖革命先驱在与中央中断联系达5年多，期间仍然做到“琼崖23年红旗不倒”。为什么？这里认为，琼崖革命先驱一方面上受一生征战现有败绩的冼夫人精神的影响，所以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而不是僵化教条。杨善集、徐成章、王文明、叶文龙、冯白驹等琼崖革命先驱更注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无意中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思想和实践异曲同工。

随着“群众智慧、群众实践”的不断贡献，随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志向的知识分子持续贡献，这里认为，“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这一百年来纠结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问题”的答案将越来越彰显！

【作者李长茂：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海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执行秘书长、中外管理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