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即将上任，对中国的贸易将带来哪些挑战？

  贸易和技术壁垒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打破这一格局？

  演讲：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 张伟

  整理/责任编辑：中外管理传媒 庄文静

  12月19日，第六届“中国造隐形冠军”长青恳谈会在重庆璧山成功举办。

  本届大会以“凝聚中国隐形冠军，激荡人工智能时代”为主题，由中外管理传媒主办，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协办，璧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重庆璧山现代服务业发展区管理委员会承办，北京盛世紫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本届大会通过多个平台进行了同步视频直播，吸引了超过一百万名观众在线观看。

  大会上，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张伟围绕“直面极端壁垒，扩大制度性开放是唯一出路”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2025年1月，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即将开始。

  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时，在关税壁垒上，对中国实施了2500亿美元制裁，实际落地的关税水平平均约在15.5%左右。特朗普选择的这一届内阁成员、对华贸易代表是格里尔，是当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从已经发布的许多贸易政策和走向来看，很多思路都是延续了莱特希泽的想法。

  毫无疑问，2025年世界贸易结构将发生颠覆性、结构性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什么？

  对华经贸战略要点

  首先，60%的关税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贸易政策上就三点：

  第一，对中国的所有进口的产品，要实行60%的关税。

  第二，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必需品。

  第三，对从中国转口货物加征10%～200%关税，对香港转口货物同样适用。

  这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上的全面脱钩。美国的上一届政府，主要是在科技领域的脱钩，而这一届则是全面脱钩。这一做法逻辑是什么？

  莱特希泽（曾任美国贸易代表）披露过一组数据：2001年至2021年，中国通过加入WTO实现财富积累，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从806亿美元增至3392亿美元，累计达5.39万亿美元。

  再看中国GDP的增长，从2001年的1.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7.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2001至2021年间，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从2720亿美元，增至3.5万亿美元。

  这就意味着，中国GDP比如在2021年时，已经占到了美国73%。而莱特希泽（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在里根政府时就是贸易副代表， 当时对日本的惩罚性关税，也使其GDP占比从73%一直掉到了现在的25%。所以，当年制裁日本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如今又用到了中国身上。因此，莱特希泽（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极端主张，就是60%关税、取消优惠待遇和10%～200%的转口关税这三大内容。

  那么，美国一系列的制裁办法，将会带来什么结果？

  我们回溯到2018年，结果如何？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美国占中国出口比重大幅下降，从2018年的19.2%降到了16.8%。特别是，2018年前三个季度，还是10%以上的增长，到了2019年就接近零增长。我们2018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还保持在6.9，到了下半年就只有5.9，这样的跌幅对我们影响相当大。

  2025年，我们面对极端关税，将会面临什么结果？我们现在对美国的出口是5000亿美元，如果美国要全部制裁我们的话，那么它的影响一定会大于2018年。这个结果至少影响我们GDP1%~2%的增长。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目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战略脱钩。美国要脱钩的是，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最领先的9个行业：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先进铁路、电动汽车、新材料、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这九大行业。

  第二，出口管制。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仅是科技产业，科技产业在上一个四年，对科技产业的脱钩已经出台了。到了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科技产业已经基本脱钩。这次不仅是科技产业脱钩，同时其他产业也都要脱钩。

  第三，全面的平等市场准入。坚持全面的市场准入互惠原则，确保电信公司，如亚马逊、谷歌等在中国市场享受平等待遇，比如包括税收问题等。所以，大到大制造业，小到小跨境电商，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四，美国制定法律以应对中国对其政治社会的各种影响。包括孔子学院及大学捐助等，借此遏制中国。

  因此，这些遏制带来的结果，一个走向是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就开始在能源政策上压低中国的CPI，一方面让中国市场混乱、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限制我国产业升级，主要是要靠关税手段影响我国制造业，遏制我们的产业升级，而这两方面也是我们的最大特长。而这一走势，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不会改变。

  GDP增速放慢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GDP增速放慢了没有？我们对比美国的GDP增速，便一目了然。中国的学者作了一组数字上的比较：

  美国2024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为2.8%，相比第二季度的3%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显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动力略减。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强劲的个人消费，其个人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比达到70%，而我国个人消费占比不足50%。可见，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很快，第三季度的消费增长了3.5%。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数据，从1999年到2009年，GDP从9.63万亿美元增长至14.48万亿美元，增幅为50%。到2019年时，GDP再增至21.52万亿美元，增幅为49%。

  美国在近20年，GDP能以50%的速度增加，它还会维持在这样一个发展速度上，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那么，中国经济是什么情况？

  中国GDP增速显著放缓，2022年微增至17.88万亿美元，2023年下滑至17.79万亿美元；今年GDP总量预计约131万亿人民币，增速5%。中美GDP差距在不断扩大。我们的GDP现在是18.35万亿美元，美国GDP增至29万亿美元，预计到2024年，中国GDP将占美国63.3%。与2005年至2008年间的绝对差距相当。

  我们从美国的增长情况来看，还会发现它的高关税和工业化回流措施，并不是美国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回看美国前40年，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增长时期，那时也没有高关税。美国真正增长得比较快的时期，是拜登政府这几年，但他说工业回流了吗？也没有。所以，归根到底，美国的增长因素还应该是“石油美元”，还应该是生产性的服务业的增长，这是导致它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了吗？

  莱特希泽（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列举过美国在哪些行业要进行回流。其中，他们最看重的是在能源、核能、太阳能多个领域和研发领域。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能源强国，到了2020年以后，中国14个新的核反应堆在建，美国只有两个；再比如太阳能领域，第一台由硅制成的光伏设备是新泽西1954年发明的，1995年的时候，美国生产的光伏电池占全球总量的45%，日本排在第二，占21%，2000年中国的全球产量仅为1%。到了2019年，中国承担了全球66%的多晶硅产量，78%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和72%的太阳能模块化产量，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光伏产业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稀土领域同样如此。在1960年代，美国主导了稀土元素市场。但90年代，中国启动并迅速占据关键稀土技术生产能力90%以上，并掌握了62%的稀土产量。在汽车领域，2020年，中国生产了2500万辆汽车，远超美国的880万辆。在电动汽车方面，中国控制了全球77%的锂离子电池制造能力，美国仅有9%。

  在重工业领域，中国也大幅领先美国，包括船舶、集装箱、钻井平台等，且钢铁产能占全球一半，桥梁建设等也位居先进工业前沿。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研发支出，2021年是6210亿美元，美国是5990亿美元，日本是1820亿美元。

  目前，美国制造业连续25个月衰退。美国10月的制造业PMI为46.8%，低于枯荣线，显示制造业持续萎缩，且已连续25个月衰退收缩。另外，美国制造业份额下降。自2016年以来，美国工业增加值及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中的份额均有所下降，截至2023年分别降至16.2%和17.3%，与首位差距扩大。

  相反，中国目前的钢铁产量占全球的56%，发电占全球的31%，水泥占全球的57%，化肥占全球的35%，造船占全球的50%，无人机占全球的74%，工业机器人占全球的51%，这些数据几乎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门类制造业方面全部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用关税很难去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非常明显。

  贸易出路：扩大开放

  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项措施就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在谈到贸易时候，连续说了五个开放。归根到底，我们就是要扩大制度型开放。

  第一，内循环，服务业提升。我们现在人均GDP已达1.3万美元，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显示出消费升级趋势；我国的服务业是中国第一大产业，占GDP的55%，而发达国家能占到70%，这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业是消费的关键领域，其就业吸纳能力要高于制造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关键，它涵盖研发、运输、信息、金融、节能、租赁、商务、培训、批发等，为工业生产提供保障，促进技术进步。

  第二，要全方位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对“一带一路”对东盟贸易，特别是中间产品的贸易，要充分利用RCEP原产地规则，通过第三方把产品转移出去。近年来，中国对东盟投资显著上升，2023年创造了251.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2023年中国货物与服务出口占比提升，东盟成美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降低，但绝对规模及顺差均增。中国出口企业通过产业升级、贴牌转口等方式维持市场份额，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下滑，但非洲市场附加值上升。

  第三，跃升高端制造业出口。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1%，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区域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占比提升。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制造工程，实现定制化、自动化生产及低能耗制造，提升效率；全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第四，加快数字贸易的发展。它涵盖数字产品、数据产品及跨境电商三类；数据价值化、资源化、资产化，推动数据产品贸易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增长。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资源化基础，需加大投入；算力是数据要素生成的关键，全国算力总规模达246 EFLOPS，数据产量居全球第二，但利用率低。因此，我们的数据资源未充分发挥作用，转化成数据要素的过程复杂，涉及政策、市场和技术。要进一步将数据信息联结起来，靠一个新的网络、新的算力网把它们联结起来。目前在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有这样一个确定性网络，它应该是目前成本最低、能够安全自控的确定性网络。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也正在和他们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在城市进行推广。

  当然，数字贸易还涉及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数据要素，比如数据资产确权、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资产估值和数据价值释放。我们现在做的所谓数据交易，还只是一些企业之间的场外交易，还没有大数据中心之间的交易。

  第五，补齐税收制度短板。这与企业联系更为紧密。2024年11月15日，我们取消和下调了268种产品出口退税，退税额达到1,278亿元人民币。在2024年12月5日，财政部对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的标准，给予了20%的优惠。我们2023年全国公共采购的总额是46万亿，相当于全国GDP的36%。也就是说，我们自产自销的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如果要内销就要寻求国内的优惠价格，这对企业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要参与到国内内循环中，这就需要企业时刻关注国内的价格变化和税制度的变化。出口企业必须进行调整。另外，服务业，我们的退税制度只规定12类可退税，包括软件服务，但能够真正实现退税的行业，深圳做了一个调查，仅有3%才能够退税，这个比例实在太小。

  第六，CPTPP的突围。这是一个全球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现在是以日本为主导。而我们加入进去，会面临着大量工作性和制度性的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制度性的开放比过去步子迈得更大。比如说，这里面有三项对中国的挑战：第一项，劳工制度和独立工会条款；第二项，市场化；第三项，开放信息和数据。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继续按照CPTPP有关程序，与各成员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CPTPP进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方向性工作。

  （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