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基金，规模“虚火”与业绩“实冷”

  撰文 | 何晏 编辑 | 陆行简

  2026年盛夏，华商基金的管理层或许正体会着一种微妙的灼热感。

  账面数据足够喜人：截至二季度末，公司非货管理规模达2620.82亿元，行业排名从第29位跃升至第25位；主动权益“千亿俱乐部”扩容至16家，华商基金新晋上榜；明星基金经理张明昕更以557亿元的管理规模，跻身全行业主动权益基金经理前三甲。

  然而，另一面却是业绩的持续低迷、明星经理的集体“翻车”，以及机构与员工用脚投票的信任流失。一场规模与业绩的“危险背离”，正在这家老牌公募身上真实上演。

  “新一哥”的滑铁卢

  故事从胡中原说起。

  2025年3月，周海栋离职，这位管理规模超300亿的“双十”基金经理，曾扛起华商权益近六成的江山。人去楼空，公司急需新的“台柱子”。胡中原被推上前台——他此前连续六个自然年度正收益，以灵活择时、股债兼修著称，是最适合“救场”的人选。

  造星策略立竿见影。代表作华商润丰规模从2025年初的18亿元一路飙升至130亿元，个人管理规模在六年内从16亿元跃至400亿元。渠道稳住了，客户留住了，故事也讲圆了。

  但流量跑在了能力前面。

  规模膨胀反噬了投资框架。2026年一季报显示，华商润丰持仓31只个股，其中21只因买入体量过大，被动成为相关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操作灵活性锐减，超额收益被大幅侵蚀。更致命的是赛道押注失误：一季度重仓航空板块，南方航空、中国国航等五只航空股集体入列前十大重仓，却撞上地缘冲突与油价飙升的逆风。对于百亿级基金而言，方向判断一旦失准，纠错成本高得惊人。

  结果很残酷：截至2026年5月中旬，胡中原管理的固收+产品华商安元累计收益率仅0.24%，在同期同类1457只基金中排名1354位，几近垫底。曾经“稳健盈利”的市场标签，被净值曲线无情撕碎。

  更让人费解的是公司的操作：2025年，华商一口气卸任胡中原管理的5只债券基金，对外称“减负”，但其中3只业绩垫底；卸任不久，却又为他新发华商安元。一边卸担，一边加码——这究竟是真心减负，还是维护明星人设的障眼法？

  周海栋离职时，管理规模293.47亿元，占公司权益类基金的59.3%。一个人撑起六成江山，这种依赖本身就极其脆弱。

  接任者张明昕、张文龙、童立等人临危受命，结果却出人意料——张明昕接管的华商优势行业混合，截至2026年1月回报高达96%；二季度末，他管理的三只产品单季合计利润达258.59亿元。华商似乎“平稳过渡”了。

  但仔细看，病根未除。

  张明昕的规模从一季度末到二季度末几乎翻倍，突破557亿元，重仓AI、光模块等科技赛道，踩中了市场风口。上半年全市场17只翻倍基中，他一人独占两席——“含光量”成了业绩关键词，但高度集中的赛道押注，也意味着高度集中的风险。拥挤交易之下，高收益的另一面是高位震荡的脆弱。

  华商基金，不过是从“依赖周海栋”换成了“依赖张明昕”。结构性症结，分毫未解。

  规模“虚火”与业绩“实冷”

  如果说2025年是华商基金“失血”之年，那么2026年则呈现出更复杂的图景——规模回升，但业绩和信任仍在流失。

  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华商基金净资产规模2007.37亿元，环比增长24.69%；二季度非货规模更猛增超670亿元。张明昕的管理规模从一季度末的233.51亿元飙升至557.43亿元。

  然而，这种增长更多是市场β的馈赠，而非公司α的胜利。2026年二季度，全市场主动权益基金总规模增长近1万亿元，单季增速高达24.7%。华商基金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只是搭上了整个市场的顺风车。

  与此同时，多只基金仍在“失血”。华商主题精选混合2026年二季度规模为2.45亿元，环比下降15.11%。胡中原的管理规模虽从峰值400亿元回落至约253亿元，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管理压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产品的赚钱效应。华商消费行业股票2026年一季度利润为-192.40万元。胡中原的代表作华商润丰，规模虽维持在百亿左右，净值却持续承压。

  公司治理的深层病灶

  将这些现象串起来，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浮出水面：

  周海栋离职 → 公司急于“造星”填补空白 → 胡中原被推至聚光灯下 → 规模疯狂涌入 → 投资框架失效 → 业绩崩塌 → 投资者用脚投票 → 信任危机加深。

  这条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指向同一个症结——华商基金过度依赖“个人驱动”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并非首次失灵。2020年发行的华商双擎领航混合，由当时力捧的明星基金经理梁皓管理，成立时募集约30亿元。然而，该基金历经三任基金经理，累计亏损接近50%，最大回撤接近70%。梁皓在2022年业绩压力下突然离职，留下一个至今未愈的“疤痕”。

  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

  过往产品类型单一、规模增长主要靠知名基金经理带动的公司，在行业“去明星化”的大潮下，正经历转型阵痛。知名基金经理通常与公司品牌深度绑定，一旦离职，市场信任极易动摇，引发“追随效应”下的集中赎回。

  华商基金的股东结构中，华龙证券持股46%。总经理王小刚自2018年任职以来，推动公司非货规模从177亿元增至2023年的1000亿元。规模快速增长值得肯定，但规模不等于实力，明星不等于体系。

  董事长苏金奎于2024年履新。新管理层面临的课题无比明确——如何从“个人驱动”转向“团队驱动”，从“造星”转向“建体系”。

  而2025年公司参保人数从191人减至183人，人员的收缩，对于一个正在重构投研体系的基金公司而言，绝非积极信号。

  华商基金的困局，本质上是一家靠明星经理“单兵作战”起家的机构，在行业从“个人英雄主义”迈向“平台化竞争”的转型中，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

  规模回来了，但业绩没回来；明星还在造，但信任在流失；数字在膨胀，但根基在松动。

  当投资者赎回的不只是基金份额，更是对这家公司的信心时，华商基金需要的，恐怕远不止几个漂亮的规模数字——而是一场从根子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