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股东大会拷问：三重困局缠身，激进时代终落幕

  六月的杭州，一场看似寻常的年度股东大会，撕开了浙商银行潜藏于水面之下的经营隐痛。

  2026年6月8日，浙商银行2025年度股东大会现场座无虚席。历经一年多深度换血，由董事长陈海强、行长吕临华领衔的全新高管团队，首次完整站在投资者面前。过去十二个月，这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完成“一把手”更迭、两名新任副行长走马上任，同时撤销监事会重构公司治理体系，内部格局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

  高管层完成新旧交替、治理架构同步革新，市场本期待浙商银行借此破除发展桎梏。但整场股东大会下来，机构投资者与中小股东接连抛出尖锐质询：盈利断崖下滑、地产不良积重难返、资本红线岌岌可危、股价长期破净、历史遗留包袱悬而未决、合规整改进展迟缓。六大争议问题，勾勒出当下浙商银行最真实的经营窘境。

  从曾经依靠激进投贷联动、表外资本运作快速崛起的新锐股份行，到如今深陷盈利、资产、资本多重矛盾的困境银行，浙商银行的滑落轨迹，不仅是单一机构的发展阵痛，更是国内中小股份制银行转型失速、区域化内卷、行业盈利见顶的真实缩影。

01、盈利失速：息差承压，投资业务暴雷

  此次股东大会所有矛盾的起点，是浙商银行上市以来首次出现营收与净利润“双杀”的尴尬局面。

  翻看2025年年报数据，冰冷的数字直观印证了经营颓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25.14亿元，同比减少51.36亿元，降幅7.59%；归母净利润129.31亿元，同比下滑14.85%，盈利跌幅创下该行上市以来历史新高。在此之前，浙商银行已连续五年维持营收正增长，稳定的盈利能力曾是其区别于同业中小股份行的核心优势。

  净息差收窄是全行业共性难题，但浙商银行的特殊之处在于，自身双重盈利支柱同步崩塌，进一步放大下行压力。2025年该行净利差跌至1.46%，同比下行6个基点，净利息收益率1.60%，同比回落11个基点。在实体经济信贷需求疲软、银行业普遍让利市场的大环境下，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幅度远超负债端成本压降空间，传统信贷业务的赚钱能力持续弱化。行长吕临华也在现场直言，新班子上任后摒弃过往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放模式，主动下沉风控标准、收缩高波动授信资产，短期之内，信贷业务很难实现业绩反弹。

  真正击穿盈利底盘的，是非利息业务的崩盘式回落。2025年浙商银行非利息净收入仅有180.55亿元，同比锐减44.38亿元，下滑幅度高达19.73%。其中最受市场诟病的交易类资产业务，全年产生近48亿元公允价值亏损，直接吞噬全行近八成的年度利润；与此同时，财富管理、投行托管等轻资本中间业务转型不及预期，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缩水16.38%至37.52亿元。

  一增一减之间，暴露了浙商银行长久以来的结构性弊端：过度依赖金融市场交易业务对冲信贷业务短板，却并未搭建配套的风控对冲机制。债市牛市时期，交易资产能够制造超额收益；一旦市场风向反转，激进的资产配置策略便会直接反噬整体业绩。这种不稳定的盈利模式，在行业下行周期中，已然成为悬在浙商银行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02、资产隐忧：高额出清难解存量坏账

  如果说盈利下滑属于行业周期性问题，那资产质量的持续承压，便是浙商银行无法回避的内生性顽疾，也是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质询最为密集的板块。

  为压制不良数据，2025年浙商银行不惜代价加大风险出清力度，全年累计通过核销、批量转让、债务重组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511亿元，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43.8亿元，该项计提成本占全年营收比重逼近39%。直白而言，该行近四成的经营收入，全部用于填补坏账窟窿。

  超高成本的风险处置，换来的成效却微乎其微。截至2025年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依旧高达260.37亿元，体量并未出现实质性下降；不良贷款率仅从1.38%微降至1.36%，全年下行幅度仅有0.02个百分点。更值得警惕的是，风险缓冲屏障正在不断变薄，期末拨备覆盖率降至155.37%，同比大幅回落23.30个百分点，距离150%的监管红线仅有一步之遥。这也意味着，后续该行可用于对冲坏账风险的缓冲空间已然见底，无法再通过大额计提美化账面数据。

  风险根源，要追溯至数年前房企授信的盲目扩张与表外平台野蛮生长。2017至2023年期间，该行房地产对公贷款规模从732亿元暴涨至1777亿元，五年增幅超240%，房企授信集中度长期位居股份制银行前列。伴随地产行业深度调整，过往埋下的隐患集中爆发，抵押物贬值、项目停工、回款周期拉长，存量房企不良彻底陷入处置僵局。

  除此之外，早年浙银资本、浙商产融两大平台的违规运作，至今仍在持续消耗企业利润。依托两大平台，浙商银行曾大规模布局合伙基金、非标通道业务，一方面百余亿股权投资资产沉淀无法退出，27支管理基金中超半数注销或经营异常；另一方面关联民营企业授信暴雷，催生超百亿不良资产，相关案件甚至牵扯高管违纪违法，历史坏账至今仍在逐步消化。

  风险还在向零售端蔓延。2025年该行个人贷款不良率攀升至2.45%，同比大幅上行0.67个百分点，其中经营贷、消费贷不良涨幅尤为显著。对公地产+零售信贷双线承压，叠加省内信贷集中度持续攀升——全行超三分之二新增信贷扎堆浙江一地，区域、行业双重集中的风险结构，让浙商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愈发脆弱。

03、双重桎梏：资本告急叠加治理争议

  盈利造血不足、资产风险高企，最终传导至资本层面，让浙商银行陷入当下最难破解的经营死局。

  2025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4%，相较于7.75%的监管底线，安全垫仅有0.65个百分点。2026年浙商银行被正式纳入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序列，新增0.25%附加资本考核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实际准入门槛抬升至8%，原本狭窄的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资本是信贷投放的根基，资本余量不足，直接限制业务扩张边界，倒逼银行放弃高收益信贷资产，转而配置低资本消耗、低收益率的利率债、政金债，进一步拖累业绩修复。

  内源补血乏力、外源融资受阻，成为摆在管理层面前的双重难题。一方面，在净利润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浙商银行依旧维持每10股派1.31元的分红方案，全年分红总额近36亿元（含税），高分红策略直接削弱留存收益补充核心资本的能力，股东对此争议不断；另一方面，A股股价长期深度破净，过低估值锁死定增、配股等股权融资渠道，极易大幅稀释股东权益；流动性孱弱的H股基本丧失融资功能，该行外部资本补充只能依赖二级资本债、永续债，补充结构单一且容错率极低。

  公司治理层面的争议，更是让资本市场信心雪上加霜。在监管发布董秘专职化新规后，行业内多数股份制银行已启动整改，逐步剥离副行长兼任董秘的模式，但浙商银行相关工作始终停滞。目前该行副行长骆峰仍兼任董事会秘书，机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直接质疑该行刻意拖延合规整改。

  面对质疑，管理层以2027年末的超长整改过渡期为由予以回应，并表示已调整骆峰分管权限，剥离经营性业务条线，仅保留信披、投资者关系、董事会办公室等后台板块。但在市场视角下，这种模糊的权责拆分、无明确时间表的整改方案，本质上是治理层面的被动妥协，也侧面反映出新班子现阶段重心全部聚焦风险处置，无暇兼顾精细化治理改革。

  多重负面因素共振下，浙商银行估值长期位列股份制银行尾部，大幅跑输长三角区域同业。董秘骆峰在股东大会上坦言，资产结构偏风险资产、过往战略定位摇摆、历史不良包袱加持，是估值持续折价的三大核心原因。而低迷的估值又反向制约资本补充、拖累市场信心，一套闭环的负向循环就此成型。

  结语：

  纵观整场股东大会，投资者的质问从来不是单纯针对某一项业绩数据、某一次人事任免，而是对浙商银行新旧模式切换阵痛的集体焦虑。

  曾经的浙商银行，依靠激进的资本运作、放开的风控尺度、灵活的区域政策，在股份行赛道快速弯道超车；如今的新管理层，彻底摒弃规模至上的发展逻辑，确立“风控优先、稳健经营”的全新基调，收缩高风险资产、消化历史存量坏账、收紧分支机构权限。

  转型从来没有捷径。短期之内，浙商银行依旧要承受盈利低迷、不良出清、资本受限的阵痛，也需要平衡风险处置、股东分红、合规整改三者之间的矛盾。高管换届、治理重构只是变革的开端，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破解盈利困局、剥离历史包袱、修复资本市场信心。

  对于这家身处浙江、承载本土金融期许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而言，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然落幕，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深度休整，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