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答红衣记者的提问？

作者： EIU

3月1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会议议程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有记者用44秒的时间进行了提问——

3月1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会议议程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有记者用44秒的时间进行了提问——

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国资监管职能是当下大家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作为国资委主任，2018年在这一领域您将会推出哪些新的举措？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国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得到有效监管，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我们推出了哪些监管机制？监管的效果又如何？请您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回答道：

国资委成立以来，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下一步，工作的关键是对照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系统性，使全民财富更加可靠。

近年来，中央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我们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了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出台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制度建设、规范经营严格管理、严肃问责打击腐败、推动开放合作，加强央企海外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伴随“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推进，当前是关注中国企业国际投资的大好时机。对中国企业而言，哪里是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三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如何选择？

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 )的最新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的增长前景，似乎已趋于黯淡。2017年前十个月，中国ODI同比骤跌40%。中国政府遏制“非理性”境外投资的政策，目前看已颇有成效。

尽管如此，当前仍是关注中国企业国际扩张的大好时机，ODI的下降是暂时的。尽管审批程序更复杂，但中国企业不会停下走出去的脚步。

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没有改变：通过开拓新市场、获取先进技术来实现营收增长；更何况，“一带一路”倡议为一些企业走出去注入了新动力。

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排名前十的多为发达经济体，但新兴市场排名显著上升。新加坡超越美国排名第一，而2013年和2015年两次排名中美国都位居首位。香港升至第三位。

美国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表现为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了更多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同时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了多宗中方投资交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已明显趋紧，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势头更有增无减。尽管如此，从并购目标和市场机遇上看，美国仍极具吸引力。

由于我们增加了经济增速和“一带一路”政策所占的权重，本次更新中有不少发达国家排名下降。中日关系在2012-2014年一度跌至冰点，此后双方外交关系虽有改善，但日本排名还是从原先的第六位降至第14位。2016年的一份公开调查显示当年只有11.3%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远低于前几年的比例。

其他排名下降的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从第三位降至第五位）、加拿大（从第四位降至第八位）和德国（从第13位降至第20位）。英国降幅最大，跌落28位至第40位，因为我们对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增长前景持更为悲观的预期。

当然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表现都这么糟。2013年和2015年韩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8位和第八位，目前上升至第七位。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紧密，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但两国在最近一年的外交争端升级，这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会影响中方对韩国的投资。

在发达经济体排名下滑的同时，诸多新兴市场国家排名上升。马来西亚从2015年的第20位跃升至目前的第四位。该国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对中方投资持欢迎态度。排名显著上升的国家还有哈萨克斯坦（上升29位至第12位）、泰国（上升20位至第18位）和伊朗（上升33位至第19位），它们都是“一带一路”国家。

金砖国家的表现则两极分化。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有所改善，其排名随之上升14位至第10位。南非的排名也上升了七位至第43位。但巴西的排名下滑了18位至第52位，主要因为国内政经领域的矛盾加剧了研发投入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印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印度的排名也下降了八位至第36位。但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的增长前景仍最为强劲，包括华为（电信企业）和小米（家电企业）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都取得了成功。

2015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中方ODI增长最为强劲的一年。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飙升了44.1%达到1,70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

然而，境外投资规模之大引发了政府决策层的关注。由于担心部分ODI是为了规避资本管制，同时企业（尤其是国企）对回报率低的项目投资过大，因此政府从2016年底开始收紧审批程序，一直延续至2017年。

政府在抑制“非理性”ODI的同时，也对战略性或“一带一路”相关投资予以政策倾斜。201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相关指导意见以促进ODI的“健康增长”，将投资划为“鼓励”、“限制”、“禁止”三大类。房地产、酒店、影业公司、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被列为“限制”类投资领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可投资。

随着政策的收紧，中国的ODI大幅下降。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10月ODI同比下降40.9%，同时投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在政府重点管控的领域，如房地产、体育、娱乐业等没有批准任何新的并购交易。

因此，2017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下降，相应的传统领域的投资占比则出现反弹：2016年大宗商品和能源领域的ODI在总量中的占比不足三分之一，而2017年这一比例大大上升。

  “一带一路”项目集中在基建领域，主要形式是利用中方提供的贴息贷款支持对外承包工程。此类贷款一般直接提供给接受国政府，条件是后者将贷款用于有中国企业参与的特定基建项目，有时接受国可以用自然资源偿还贷款。此外，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会直接向承担“一带一路”的国内企业提供贷款。

尽管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对外承包工程迅速增长，但中国向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上升。中方的确完成了一些颇受瞩目的并购交易，但主要集中在“安全”的国家：最大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17年7月，万科牵头一个中方财团投资116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的普洛斯物流公司。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了18.2%，达到148亿美元。而在2016年，中方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则下降了2%至145亿美元。2017年也没有什么起色：1月至9月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进一步下降了13.7%。

ODI审批自2016年以来收紧，这可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遏制作用，但中央政府表示，收紧审批是为了遏制“非理性”投资而不是针对“一带一路”投资，后者仍具有政治优先级。由此看来，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下滑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犹豫，因为沿线国家的经营风险较高。

此外，尽管政府可以借助优惠贷款鼓励国企投资“一带一路”，民营企业的反响却不甚热烈。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认识更为透彻，并且由于不能享受国企专享的相关政府保障，它们对相关投资的态度更加谨慎。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之一是在机遇和风险达成一定平衡的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基于中国海外投资指数，图中右下象限是我们定义的“高机遇、低风险”国家。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脱颖而出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具有突出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具备高机遇、低风险的投资环境。“机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点：经济增长强劲、出口制造业前景良好、欢迎外资（在马来西亚，数个中方投资的基建工程已落地实施）。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属于“高机遇、高风险”。想投资当地市场，企业必须采取措施管控投资风险。

来源： JIC投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