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81年日美贸易代表东京会谈，可以说不吗？

作者：申万宏源宏观李一民、汤莹

来源：申万宏源宏观（swsmacro）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七人代表团访华，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协商，美方将拿出怎样的谈判牌面，中方应做出怎样的回应，中美交锋还有怎样的往来交锋？我们在4月赴日本客户路演之机，特意向东京的相关专家与投资者讨教，回望30年，日本人是怎样回忆那段日美摩擦，又能为我们的代表团和投资者提供哪些经验教训。

在交流过程中，一位QFII基金经理曾经提到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出版于1988年左右，轰动日本。当时日本汽车和电器产业称霸全球，对谁说不呢？当然是要冲着美国人。这本书也许我们并不很熟悉，当时作者拒绝出英文版，但前后的历史事件我们耳熟能详。1985年9月美国联合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以及之后日本的发展问题等等，看来说不没那么容易。

此外，被反复提到的是1981年美国卡特政府贸易代表布鲁克与日本通产大臣田中六助在东京举行会谈。对于今天的中美会谈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布鲁克要求日本实施对美国汽车出口的自主限制，在反复磋商之后，日本政府最终同意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忌惮美国议会的保护主义立法和美国政府的进口限制政策。在1981年5月1日，日本政府以通商产业大臣声明的形式发表对美国出口轿车的限制措施，同意自愿限制对美国汽车出口。

前后日本做出的让步包括：1957年日美两国政府签署《日美纺织品协议》，5年有效期内每年向美出口棉纺织品在2.55亿平方码之内。1976年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签订了维持出口市场秩序的日美彩电协定，要求从1977年7月开始的3年期内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每年必须控制在175万台以内。“广场协议”之后，美国仍不罢休，1985年11月美国以启用301条款迫使日本达成日美半导体协议。我们看到美国的行径与近期我们读到的来自美方代表的一些言论与文件有极高的相似度。

日本之行，让我们看到日美贸易战历程对当前中美贸易问题有重要启示：（1）美国在贸易磋商中胃口很大，极难满足，擅长使用贸易、金融、汇率等多重手段打击对手；（2）发生贸易战的行业不一定是对手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一些新兴或者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也有可能成为目标，尤其是已初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行业；（3）1981年美国卡特政府贸易代表东京会谈只涉及汽车行业，最终日本政府同意自愿限制汽车出口。此次中美北京会谈涵盖了诸多议题，美方要价更高，破局不易。

考虑到日美特殊的双边关系，中国仍有很高的主动权，做到地位对等、策略对应，发挥中国的优势拿出积极对策，共同构建中美关系新局面，共同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

特朗普政府为缩减美国贸易逆差挑起对华贸易战，自2017年8月对华启动301调查后，美国采取了加征关税、封杀中兴等一系列措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美方代表团于5月3日至4日访华协商中美贸易问题，并进一步商讨减少贸易逆差、保护知识产权、限制中国对美敏感型科技投资、取消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限制、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服务和农产品市场准入等议题。

我们回顾日美贸易战时美国卡特政府贸易代表布鲁克访问日本，在东京与日本通产大臣田中六助举行会谈时的历史过程、磋商细节及最终协定，以作为当前中美贸易协商的参考指引，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1981年美国卡特政府贸易代表布鲁克与日本通产大臣田中六助在东京举行会谈，布鲁克要求日本实施对美国汽车出口的自主限制，由于害怕美国议会的保护主义立法和美国政府的进口限制政策，日本政府同意实施自愿出口限制。

随后，在1981年5月1日，日本政府以通商产业大臣声明的形式发表对美国出口轿车的限制措施，同意自愿限制对美国汽车出口，主要内容包括：

（1）1984年3月底，根据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对出口美国的汽车进行审查并做出报告；

（2）第一年（1981年4月到1982年3月）自愿将出口限制在168万辆以内；

（3）第二年（1982年4月到1983年3月）限制额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上市场扩大量16.5%；

（4）根据需要对汽车出口实行出口认可制；

（5）第三年（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根据美国轿车市场动态，研究第三年是否继续实行数量限制。

至于日美贸易会谈及摩擦和交锋的完整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1. 贸易摩擦初发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

1.1 美国要求日本就棉纺织品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上世纪50-6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纺织品行业。由于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出现了所谓“绞丝旁景气”(由于纺织品的汉字与绞丝旁有关,故名)，企业销售出大量的积存商品，获得了高额收益，从而到50年代中期，日本纺织工业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后由于合成纤维生产的发展，日本纺织工业的产量进一步增加。朝鲜战争结束后，库存积压，国内消化不了，日本纺织自然瞄准了国际市场，但是欧洲在战后也遭受重创，因此日本将目光瞄准美国。在1955年,日本棉纺织品对美出口比上年增加了1.9倍，其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也从1951年的17.4%上升到1955年54.7%，1956年则进一步上升到60%以上。结果，这种大量的对美出口引起了美国纺织业界的不满，特别是其中的“1美元女式衬衫事件”(即日本在美国市场上以1美元的低价销售女式衬衫引起的问题)使美国厂商认为日本有价格倾销的嫌疑,要求美国政府对其进行限制。

1.2 美国要求日本就合成纤维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对外贸易摩擦日趋增多。其中，日本与美国之间围绕纺织品、钢铁、家电、半导体、汽车等领域的摩擦此起彼伏，不断升级。美国面对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内经济，内心暗自不爽，加之美国内纺织品行业低迷、尼克松竞选总统获胜后兑现贸易自由化承诺的诉求，美国继续找日本碴，这次瞄准了日本合成纤维。日本是在50年代通过引进美国等国的先进技术,开始合成纤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但到60上代中后期，日本合成纤维的出口便迅速增加，在1962年日本纺织品出口中，合成纤维仅占14%，到1965年即上升为31%，而到1971年则进一步上升为51%，在合成纤维出口增加的过程中，对美出口也在急剧地增加。1968年日本合成纤维的对美出口已居于纺织品出口的首位，达10651百万美元，同时，其它纺织品的对美出口也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到60年代末期，日本提供了美国人身上穿的毛衣的1/3，衬衣的1/4。

1.3 美日双方达成纺织品协议

1955年美国要求日本实行自愿限制。1956年日本纺织业同意美国要求实行自愿出口限制。1957年两国政府签署《日美纺织品协议》，主要内容是5 年有效期内，每年对美国的棉纺织品出口限制在2.55 亿平方码之内。以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此后分别在1962和1963年达成日美棉纺织品短期及长期协议，使日本依其协定的规定来进行对美出口，由此来回避日美纺织品摩擦。

2. 贸易摩擦升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前期）

2.1 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手表、电视机等制成品激增

战后日本以机械工业为主体非均衡发展的、高度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出口的产业结构，导致日本制成品出口增长迅速，在短期内某一种或几种商品对美国出口激增。下表列举了日美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1979年与1960年相比，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汽车从216.4万美元增长到824572.7万美元，增长了3809.4倍；手表、电视机、录音机、台式计算机、摩托车、科学工程及其、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分别增长了322.3倍、133.8倍、124.8倍、93.8倍、88.5倍、69.1倍、56.4倍、42.0倍、37.2倍；而同期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木材、玉米、铁矿石、航空机、办公用机械、高粱、大豆、煤炭、小麦、纸浆分别增长了124.3倍、90.0倍、18.9倍16.5倍、16.3倍、13.0倍、10.4倍、10.2倍、8.7倍、7.1倍。

在20世纪70——80年代，由于日本产业结构从重工业化转向技术集约化，对美国机械制品出口迅速增长，其中机械主要品种是小汽车与微电子（ME）技术相关机器。机械制品在日本对美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快速增长，1965年为28.5%，1970年为47.8%，1980年为73.4%，1988年高达82.5%。

与此同时，日本从美国进口机械机器数额则相当低下，机械制品在日本从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率增长缓慢，1970年为25.4%，1980年为20.5%，1990年为34.2%。日本这种产业贸易发达而产业内贸易落后的对外贸易结构特征，致使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急剧扩大，1980年为69.59亿美元，1985年达到394.85亿美元，5年时间内增长了5倍。其中，对美国机械机器制品贸易顺差1980年为180.06亿美元，1985年达到449.17亿美元；按照美国商务部关于高技术产品DOC3的定义，日本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从1981年的58.78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87年的219.22亿美元。

2.2 贸易摩擦主要领域双方磋商

2.2.1 美国要求日本就纺织品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70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纺织品摩擦。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对美国纺织品出口急剧增加，美国的纺织业处境越来越困难，许多中小企业相继倒闭。1968年尼克松在竞选总统时为争取南方的选票许诺要保护国内的纺织产品，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不久就要求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实行对美国出口自愿限制。

对于美国的要求，日本的产业界反应冷淡，日本政府最初也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发表了即将访华的爆炸性声明；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把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组织；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出于对于日本政府态度的不满，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并未通告日本政府，使得日本政府在恢复中日关系的谈判中陷入被动，而这一系列事件是佐藤内阁垮台的重要原因（此前佐藤政府曾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插手台湾事务；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面对美国政府的报复性外交手段，同时为顺利实现归还冲绳而决定让步。1971年10月，日美正式签订了“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了日本在1971年以后3年内对美国纺织品出口的主要限制，即：把毛纺织品和合成纤维制品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分别控制在1%和5.2%以内，并将商品划分7个部类，具体确定了限制出口的目标。

2.2.2 美国要求日本就纺织品出口实行自愿限制和最低限价制

70年代中期美国钢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出现高潮，1974年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量。1976年，日本被迫和美国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以后美国钢铁业连续多次指控日本厂家对美国搞“倾销”，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纠正不公平竞争”。卡特政府在1978年12月还制定了有关外国对美国钢铁出口的“最低限价”制度（又称扣扳机价格制度），并于1978年1月开始实施。最低限价制度是以当时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日本钢铁产业为标准，计算出各类钢铁产品生产上的具体成本指标，由此来计算一个标准销售价格。

如果外国厂商以低于这种价格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产品，则可以不等待产业界的倾销起诉，而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进行倾销调查，若情况属实，便予以限制。由于这种最低限价的制定和随时可行的倾销报复，使美国在钢铁产品贸易中掌握了主动权，美国政府之所以采取上述强硬态度与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急增及美国钢铁业的困境密切相关。1976年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量由1974年的470万吨增至近800万吨，在美国钢铁进口数量中高达55.9%的份额。而此时期恰好是美国钢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不少钢铁厂因销售不振而倒闭，其钢铁业失业人数多，美国钢铁行业的税后利润率从70年代上半期的63%左右下降到1977年的0.06%。

2.2.3 美国要求日本就彩电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由于美国采取了较严厉的进口限制措施，日本彩电的对美国出口一直徘徊在100万台左右的水平上。但是，在美国建国200周年和总统选举的1976年，日本彩电对美国出口数量增至283.6万台，比1975年增加133%，其在美国进口市场构成中的比例亦升到30.9%。为了保护美国市场，1976年8月，美国企业界成立了“保护美国彩电产业协会”，9月，协会根据1974年贸易法201条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实施特殊保障条款，10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次年三月协会做出判决，向总统提出报告，要求提高从日本、韩国等国进口彩电的关税。同时决定就日本的“不公平贸易习惯”问题（指倾销、政府提供出口补贴等）进行调查。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提出实行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签订了维持出口市场秩序的“日美彩电协定”。根据该协定，从1977年7月开始的3年期间内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每年必须控制在175万台以内，其中成品彩电156万台之内，半成品19万台之内，从而使日美彩电摩擦告一段落。后来随着日本彩电厂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彩电对美国出口急剧增加，上述协定未到期便自动失效了，日美彩电摩擦也随之结束。

2.2.4 美国要求日本就汽车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则转移到汽车贸易领域。第一次“石油冲击”后日本的汽车凭借小型、节能、设计与性能好等优势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急剧增加。1978年为152万辆，1979年达到164万辆，1980年进一步上升为192万辆，日本在美国进口汽车中所占的比例达到80%左右。汽车产业是美国的传统战略性产业，它在世界范围曾有用很强的优势。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的急剧扩大使美国的汽车厂家深感震撼。由于当时美国的汽车行业严重不景气，临时解雇人员超过20万人，因此在美国看来，日本的出口攻势即等于“失业出口”。

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2月12日，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裁在全美汽车协会的总会上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对外国汽车的进口进行限制，并在国会展开游说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相继提出了许多保护主义的法案，例如，1980年3月在众议院委员会的贸易小委员会召开的有关汽车贸易的听证会上，众议院议员特斯拉那提出了35%的比率削减汽车进口的提案；1980年6月参议院以90票对4票的优势通过了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汽车问题决议案”；1981年1月在国会中也出现了针对日本汽车的限制提案；同时，在议会中还成立了“汽车议员联盟”，共同开展保护主义的活动，并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了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但在事实上，由于美国汽车产业的不景气，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虽然自愿出口限制计划约定三年结束，但实际上，这一计划在1994年才最终取消。日本对美国汽车自愿出口限制的时间长达13年。

3. 贸易摩擦全面爆发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前期）

3.1 广场协议的诞生及影响

3.1.1 初步引导日元贬值的共同报告书

随着日美双边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日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80年代之前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并没有显著改善对外贸易逆差，于是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解决贸易收支不平衡手段之一。1983年，美国总统在访日期间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日美金融摩擦的起点。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美日双方成立日美政府间日元美元委员会，经过多轮谈判就共同报告书达成一致。在日本国内也制定了一份《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的报告，两份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是促进日本资本自由化和日元贬值。

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促进东京资本市场自由化和日元贬值等，然而事与愿违，到1985年美元仍然处于强势状态，甚至相对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发布时期升值了2%，美日双边贸易逆差毫无改善之势。

3.1.2 广场协议的诞生

1985年9月，美国联合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迫使日本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主要是目的是希望联合各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通过调整利率水平使美元贬值，从而提高美国出口竞争力进而改善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这就是闻名历史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商定的合作期限是6周，也就是截止日期为1985年10月。在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干预资金总额为102亿美元，其中美国32亿美元，日本30亿美元，德国、法国、英国总计20亿美元。

3.1.3 广场协议的后果

日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的计划是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推动美元贬值10%-12%，而日本央行原定的日元升值目标是200日元/美元。但是情况很快失去控制。到1986年9月，日元已经快速升值到187日元/美元。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后，日元升值到120日元/美元。

在1980-1990年期间，日元汇率是一个三段的变化曲线：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前，这个时候的日本币值一直在相对剧烈的变化，有升值也有贬值但大体都集中在1美元兑200-250日元之间；第二阶段，从签订广场协议到签订卢浮宫协议（1987年）之间，持续升值；第三阶段，从签订卢浮宫协议至1990年，日元币值在经历一段小幅升值后开始贬值。因此，日元币值真正剧烈且明显的时间段为1985年至1987年之间，时长约3年。

日本贸易顺差稍有回落，经济增长短期下滑影响较小。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5年里，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贸易顺差不断下降。1986年至1990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由858亿美元降至358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下滑的趋势大约维持了5年，随后在1991年开始回升，1992年大幅增加至1176亿美元。

因此，广场协议的签订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的贸易顺差，但是作用时间较短，从长期来看，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扩大趋势并没有因贸易战而停滞不前。日本经济增长受到短期冲击。198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6.2%下降至2.5%，但随后在1987年经济增长动力恢复，增速回升至4.8%，1988年进一步回升至6.0%。因此，从日元经常项目顺差来看，贸易战对日本的影响大约维持了3年至5年。因此，通过日元升值调整对美贸易顺差的做法短期虽然有效，但是长期并不见效。

3.2 日美双方就半导体协议的内容再次谈判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在美国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日本的份额，日本厂商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日美半导体行业竞争呈现白热化态势。1985年中期，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提出倾销调查要求，指控日本制造商低价向美国市场倾销，同时日本政府通过限制外国厂商保护国内市场。1985年11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认为日本公司存在倾销行为。

美国以启用301条款迫使日本达成日美半导体协议，协议满足了美国政府提的所有要求。协议签订不久，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认为日本厂商可能存在倾销行为，日本在美国之外销售的芯片价格远低于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公平市场价格。同时，美国在日本市场的销售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因此，美国认为日本违反了协议，美国总统里根决定对3亿美元的日本电器设备加征100%的报复性关税。1987年6月美国总统宣布降低对日本部分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会进一步降低对日本的惩罚性关税。

1991年日美双方就半导体协议的内容再次谈判，加入20%的市场准入目标，对美国政府针对日本倾销的成本资料收集进行精简，同时取消了对日本的报复性制裁措施。

3.3 美日双方其他磋商与美方无底的要求

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是在1985年1月日美首脑会晤提出，最初设定将电器、电器通讯、药品和医疗器械、林产品等四个领域作为谈判的内容。1986年5月加入了运输机械，在这些领域分别进行谈判。市场导向个别领域谈判主旨是让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排除妨碍市场机制在日美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一切障碍。

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1980年代后期，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因素。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1989年5月26日提出开展日美结构性贸易障碍谈判。1989年，美国启用超级301条款，美国与日本就消除美日间的结构性贸易障碍达成协议。1993年7月东京会谈上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日本拒不接受。因此1994年美国再次以动用超级301条款威胁日本，最终日本让步并同意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在历时一年半的谈判中，双方认为日本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有：储蓄-投资模式、流通领域、排他性的商业惯例、企业系列制、土地政策、价格机制等六个方面。

其中，在储蓄投资模式方面，美国要求日本缩小经常收支赤字，整顿社会资本，强化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在流通领域，美国要求日本提高货物返美速度，简化通关及其他进口手续；要求日本修改《大店法》等，按照国际惯例，改变日本的商业惯例，以促进商品进口，强化反垄断法的运用。在放松管制、行政指导方面，美国要求日本减少政府干预，在民间企业的采购中强化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作用，实施有效的专利审查制度。日本被迫做出扩大公共投资、土地税制改革和修改大店法等承诺。

扩大内需和从美国进口。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总体上从“奖出限入”转向振兴出口、自由进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施有节制的扩大出口、鼓励进口政策，减少进口限制的种类、关税率等，简化通关手续。1987年3月, 美国对日本四种电子产品征收10 % 的“惩罚性”关税。日本政府感到非常恐慌, 中曾根首相急忙于4月底访问美国, 向美国承诺: 开放国内商品、资本和劳务市场; 允许美国企业参加日本机场等的建设等。日本对美进一步开放彩电、汽车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修改《大店法》以放宽流通领域的限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萧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后逐步下降。同时，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持续增强。1995年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重仅为6%，2002年上升至10%，超过日本，2015年进一步攀升至21%，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1995年美国贸易逆差仅有19%来源于中国，远低于日本的37%，但是在199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此后依然保持不断扩大的态势，到2015年中国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高达48%。随着中国崛起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逆差来源国，日美贸易摩擦逐渐进入衰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