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股东集中投反对票 杭州银行高管薪酬“双轨倒挂”引热议

  5月15日，杭州银行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在杭州银行大厦召开，会上12项议案均顺利高票通过。但看似平稳的表决结果背后，两项高管薪酬相关议案却意外成为全场焦点，在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中反对率双双突破9.5%，也是本次股东大会仅有的两项A股股东反对比例超3%的议案，反应了市场对该行薪酬体系的强烈质疑。

  具体来看，《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获得5%以下股东1.1706亿股反对票，《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反对票达1.2187亿股，两项议案的高反对票，矛头直指该行高管薪酬巨大的内部差距。

  从2025年薪酬数据来看，杭州银行高管薪资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董事长宋剑斌由市属国资系统任命，全年税前薪酬89.23万元；党委副书记温洪亮税前薪酬66.84万元，两人均按照地方国企干部标准执行限薪政策，薪资水平受到严格管控。

  而市场化聘任的副职高管薪酬则高出数倍。2025年时任副行长、今年1月升任行长的张精科，税前年薪253.78万元，为全行最高；其余多位副行长年薪集中在240万—250万元区间，董事会秘书王晓莉薪酬也超212万元，一把手与副手薪酬差距最高接近三倍。

  事实上，当前薪酬水平已是该行高管降薪后的结果。2025年杭州银行董监高整体税前薪酬合计2174.44万元，较 2024年的2689.3万元下降约19.1%。按照过往惯例，行长一职同样受国资限薪约束，此前虞利明任职期间年薪仅70余万元，与董事长薪酬相当。这也意味着，新任行长张精科后续薪酬大概率迎来大幅缩水，甚至近乎腰斩，进一步凸显薪酬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相较之下，该行独立董事薪酬处于行业常规水平，多数集中在20万至30万元区间，唐荣汉、李常青等人年薪分别为23.6万元、23万元，与市场化高管高薪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不难看出，中小股东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市场化聘任高管过高的年薪支出上。

  高管薪酬出现巨大鸿沟，根源在于“双轨制”定薪模式。体制内任命的核心管理层遵循国企限薪要求，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按照上市银行薪资标准定薪，两套体系并行，直接造成薪酬倒挂现象。

  此次中小股东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反对声音，离不开A股市场环境的变化。随着机构投资者占比提升、个人股东维权意识增强，叠加网络投票、投票权征集等渠道不断完善，中小投资者可以线上沟通、统一诉求，逐渐形成能够影响公司治理的力量。

  与此同时，监管导向也让薪酬争议更加凸显。近年来监管层持续要求银行业健全薪酬约束机制，薪酬需与业绩、风险挂钩，落实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制度。尽管杭州银行薪酬方案包含相关条款，但考核细则、执行透明度不足，让中小股东难以判断薪酬是否合理合规，进一步加剧了质疑情绪。

  放眼A股市场，中小股东对金融行业高薪的约束诉求正愈发普遍。此前青农商行、重庆银行的高管薪酬议案，均出现中小股东反对率偏高的情况，其中青农商行相关议案中小股东反对率约7.2%，重庆银行达6.8%，行业共性问题逐步显现。

  业内认为，股东表决的博弈并非对抗，而是推动公司治理完善的重要方式。杭州银行两项薪酬议案虽最终通过，但中小股东的集中反对，已向管理层释放明确信号，倒逼其优化薪酬结构、提升制度透明度。未来，如何平衡国企属性与市场化激励，兼顾高管收益、股东权益与监管要求，建立多方认可的薪酬体系，将直接影响这家头部城商行的长期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