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林丨终结“大牛市情结”，但不能没有担当

终结“大牛市情结”，但不能没有担当

本周，市场的热门话题是，前证监会主席肖刚在离任三年半后，反思总结了2015年股灾的教训，结论是：要终结“牛市情结”！

虽然，他没有检讨个人在导致股灾中所犯的错误，也没有对股灾的教训作全面反思，但他得出的结论还是有价值的。就此，我引申开来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监管层的“大牛市情结”导致了股灾

1、“大牛市情结”滋长了监管层扩容大跃进思想。

加快扩容，可以说是监管层“大牛市情结”的最大出发点。

记得2014年5月市场处于长期低迷期，监管层对停发新股一年后的重启，还是十分犹豫的、谨慎的，还向市场安民告示：下半年新股扩容不超过100家。随机激发了市场做多热情。

到了2015年年初3200多点时，监管层对扩容节奏的把握还是适当的。

但是，到了4000点以上，监管层就忘乎所以，扩容大跃进思想就开始泛滥了。在陆家嘴论坛上，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和主席助理姚刚、张育军，当着主席台上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和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场下众多金融界人士的面，语出惊人地高调宣称：“到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将达到1万家”，“中国股市的规模没有理由不居世界第一”。当时A股上市公司只有2800多家。

在场的各部门领导没有一个人出来纠正，表明他们也是认同的。而市场却表示强烈反感、人们掐指一算，其后的5年里，要扩容7200多家上市公司，每年发1450多家新股，这简直是头脑冬烘，狮子大开口，根本不可能实现！而实际的情况是，4年过去了，中国上市公司才刚刚达到3600家！

足见“大牛市情结”是多么令人失去理智，思维扭曲！

2、“大牛市情结”必然导致新股质量粗制滥造、造假公司层出不穷。

从这些年揭露出的事例看，从证监会负责新股发行的副主席姚刚，到主席助理张育军，再到发行上市部门某些司级、处级的干部，均成为企业为了上市的行贿受贿对象。

因新股发行数量大，放松了审核标准，致使一些企业通过虚增利润上市。更有一批像康美药业、康得新、长生生物、辅仁药业等造假数10亿甚至800多亿的上市公司，其财务报表集中造假的时间正是从2015年大牛市开始的。

可见，“大牛市情结”批量生产了不少假冒伪劣上市公司，严重破坏了A股的生态环境，后患无穷！

3、“大牛市情结”导致监管层角色错位，从市场的“裁判员”变为行情“指挥员”。

从2014年中大盘从2400点启动，到年底以3234点收盘，还属于正常上涨。

从2015年4月站上4000点后，很多投资者已意识A股涨幅过大过快，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便纷纷“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但是，此时，监管层的“大牛市情结”就开始膨胀。

管理层不仅隔三差五盘后发利好，而且两大权威媒体同时发文题为“4000点是牛市的新起点”的重磅文章，反复宣传基本面很好，泡沫不多，股市上涨动力充沛。于是大量投资者由空翻多，场外10倍杠杆的配资愈演愈烈，一举将股指推高到4500点。

此时，市场多数投资者都被这种涨势感到害怕了，但时任证监会肖刚仍然在金融论坛上激动地高喊：“改革牛成立，市场不差钱”！市场的游资和高杠杆配资便更加有恃无恐，终于在2015年6月12日，大盘创出了5178点大顶部。

可以说，4000点—4500点—5178点这两大段暴涨，主要是监管层的“大牛市情结”推动了市场的狂热所造成的！

4、“大牛市情结”导致对违规资金和高杠杆场外配资的放任和监管失责。

在2014年11月3000点左右时，证监会已经发现了场外违规高杠杆配资的情况。但监管层仅派员到浙江调查，却流于形式，走过场。

随后，场外高杠杆配资便在全国遍地开花。尤其在4000点——4500点——5178点，这几轮短期内的股指快速拉升，日成交量连续增加大1万亿、1.5万亿，甚至2万多亿，场外配资起了兴风作浪的关键作用。

直至5178点高点，监管层才动真格，采取严厉措施，清查场外高杠杆配资，终于使牛市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市场多数人都想获利了结时，便发生了流动性危机的股灾。虽然6月底和8月，国家果断地于3700点和3500点两次救市，但其后3年又发生了“熔断”等股灾2.0版、3.0、4.0版，股市又相继创出了2638点、2440点的新低

可见，2015年罕见股灾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市场，更不是因外资操纵，而在于监管层的“大牛市情结”驱使下的监管层角色错位，上场“踢球”导致的失误。

而以上4点，则是肖刚反思了三年半都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表明其对股灾的反思并没有到位，更谈不上深刻了！

二、虽要“终结牛市情结”，但监管层对市场不能没有担当

1、指数的担当。

虽然管理层可以不管日常股指的涨跌，但是，仍应有对A股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和与同期国外股市的横向比较的责任担当。

从历史看，2007年创出的6124点高点，但12年后的2019年，仍只有3006点，股指仍活生生地被腰斩。

从横向看，无论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还是欧债危机的发源地欧盟各国，或是持续20年经济危机的日本，乃至金砖国家，都早已突破了金融危机前高点，并数十次创出历史新高。中国股市实在太差劲了，仿佛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中国似的！

2015年到达5178点，但4年半后，股指至今仍跌去了42%，仍没有走出股灾。

2、晴雨表的担当。

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股市的作用，将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

唯独A股，晴雨表长期失灵！

2000年年底，A股大盘指数就收在2073点。但是19年后，今年年初仍看到了2440点，至今只有3000点。

而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2000年GDP只有10.03万亿，2018年则是90.03万亿，按今年增长6.2%计算，2019年GDP将高达95.6万亿，是2000年的9.53倍。

请问：A股与19年中国GDP的高速增长速度相匹配吗？A股3000点指数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经济实力相匹配吗？

3、捍卫估值的担当。

2007年6124点时，A股大盘平均估值约70倍市盈率，4.3倍市净率。

而现在3000点时，A股大盘平均估值降到了仅13.4倍市盈率和1.2倍市净率。

A股不仅估值收缩了80%，而且从2007年以来，上市公司利润增加了2倍多。目前A股不仅是历史的最低估值，而且也远远低于美国标普500指数29倍市盈率、3.3倍市净率。

面对A股的罕见低估值，面对北上资金、三大国际指数强烈看好A股得投资价值，纷纷调高持有A股的比例，监管层应该有从维护国家利益、国资利益、民资利益出发，增强捍卫A股估值和股市价值中枢的担当，动员组织更多的养老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理财资金、储蓄资金进入A股，而不能听任外资来低位捡便宜货！

4、全面发挥股市功能的担当。

至今，监管层仍把“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加快新股扩容”放在股市功能首位，而对加强市场的投资功能却严重忽视。

尽管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千方百计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口号，但因次年发生金融危机而落空。

尽管今年8月31日金融委会议更明确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财富保值增值等多元诉求，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使股市真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但是，绝大多数的私募基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10多年来，或四五年来的股市投资，至今仍处于严重亏损状况，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危机也至今未解。

监管层应十分注意新股扩容速度和与市场资金面和承受力的平衡，显示出的投资功能、营造财富效应方面，加强责任担当。否则，人民群众财富保值增值的诉求，就成了一句空话！

5、加强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担当。

市场强烈呼吁的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新股的股权结构改革。

目前新股结构严重不合理。上市时，仅拿出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股份流通，因流通盘小，导致股价出奇地虚高。从而为1至3年后小非和大非的高价减持、股价狂跌、市场失血，埋下了严重的后患，肥了大小非的腰包，却害苦了二级市场上高价买入者。

若不对新股结构的缺陷进行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大股东控股比例限制在不超过三分之一，那么，大小非与公众投资者持股成本的巨大差异，必导致今后大小非没完没了地减持，怎么可能会有“大牛市”！

6、加大对造假者惩罚力度的担当。

现有的对违法违规造假上市公司顶格处罚60万元，不仅使造假者胆大妄为、有恃无恐，而且会促使大量企业不惜虚增利润，也要争先恐后排队申请上市圈钱，乃至新股堰塞湖屡疏不绝。

虽然最近证监会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12条中，提到了要加大对造假企业的打击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设立集体诉讼制度，将罚没钱款补偿给受损的中小投资者，令人鼓舞，但是，所使用的字眼仅仅是“推动”二字，离落实还远着呢！

监管层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加紧修改《刑法》和《证券法》，尽早颁布。在此之前，可向市场推出落实的时间表。

只有建立严厉的法制法规，造成不敢造假、不想造假的氛围，使新股排队等待上市的堰塞湖消失，像美国股市那样，多数企业敬畏上市，不想上市，那么，A股的法治才算成功了！

7、与经济增长相匹配，每年股指能稳中有涨的担当。

其实，市场大多数人并不指望“大牛市”，只求每年股指能稳中有涨，哪怕涨幅有限。至少，每年股指的上涨的幅度略高于GDP的增速，即可！而不要像过往的十多年，股指不断地走回头路，让广大投资者总是“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我以为，这是广大投资者最为指望的监管层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