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和担当，许家印与王健林的差距为何那么大？

  邱 林

  近来，舆论场一些人士总拿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与恒大集团前董事长许家印做比较。具体体现在，许家印被控8项罪名或面临法律的制裁，恒大虚增5600亿元收入并转移资产，风险全甩给社会；王健林扛38亿元担保仍盘活资产，万达靠运营现金流和信用重组债务。两人结局揭示核心差异：逃避责任终遭清算，扛住责任才留生机。

  据新浪财经5月7日消息，20多天前的4月14日，永辉超市披露仲裁结果：大连御锦需向其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36.39亿元、加速到期违约金2.18亿元，以及相关费用；王健林、孙喜双和大连一方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这不是一张普通欠款单，而是一张会直接打到王健林个人信用上的账单。由于履行期限即将结束，如果主债务人大连御锦无力偿还，永辉超市有权直接向王健林追索这笔38.57亿元债务。

  据悉，王健林并没有回避法律责任，而是与永辉超市展开对话，意在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有两个，一个方式是，王健林可能通过直接出资的方式，一次性清偿这笔债务；另一种方式是，他可能将部分万达广场的股权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偿还债务。一句话，他未逃避任何方案。

  巨额债务的来袭，对王健林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也看一个曾经用万达广场改写国内城市商业格局的王健林，能不能在债务、资产出售、战略投资重组和商管转型的夹缝里，把万达最后一张核心牌保住。

  王健林所面临的，是担保责任，是替朋友所承担的负担。此笔债务的根源，并非源于王健林个人经营上的失策，而是孙喜双的公司资金短缺所致。此外，尽管38亿对万达这样的规模企业而言，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如果把王健林与许家印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王健林遭遇极大的困难，各种债务接踵而至，但是，比起许家印，王健林主张“保企业、守信用、卖资产偿债”，这种说法在舆论场中很有代表性。而许家印在于危机应对的责任取向完全相反，他力主“掏空企业、转移资产、甩锅社会”。

  王健林面对万达高峰时约6000亿元的债务，选择断臂求生，持续出售核心资产（如万达广场、酒店、万达电影等），优先偿还中小债主、保障员工工资、确保楼盘“保交楼”。始终未转移资产出境，保留贵州丹寨扶贫项目，个人及家族未出现海外资产隐匿行为。近几年，通过轻资产转型和引入战略投资（如太盟、中东资本），负债率从90%降至65%，企业逐步恢复造血能力。

  反观许家印的恒大，其负债达2.44万亿元，但被曝出财务造假（虚增收入5600亿元、利润900亿元）、违规挪用预售款、滥发商票转嫁风险。危机前通过“技术性离婚”将前妻丁玉梅变为“独立第三方”，后者转移数百亿资产至海外，设立离岸信托保障子女利益。 2023年9月因涉嫌金融诈骗、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罪名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2025年恒大被港交所强制退市。

  从法律性质看，王健林是“被动被拉回责任现场”；一个是“自己先把责任签在合同上，出了事也不能抽身”。从资本市场视角差别也在这里，企业家本可以通过复杂结构、层层股权、离岸安排，把风险不断往外推。但市场真正会持续给信用的人，是那些在风险爆发后，仍愿意站在合同、工程款、工资、银行贷款这一侧的人。

  作为开发商，王健林和许家印的境遇都难，但是，王健林的难是“守责任之难”，而许家印的难是“逃责任之难”。在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标尺下，担当和责任感高下立判。真正的企业家，顺境不张狂，逆境敢担当。关键是，责任与担当，不是口号，而是危机时的选择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