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被所有人误解：日本“失去的20年”的真相

日本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及90年代以后的长期困境，是国人极感兴趣的话题。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有如下膝跳反应：日本在美国逼迫之下签订广场协议，被迫升值日元，进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遭遇“失去的20年”。在多数人眼中，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本国运的转折点。

然而，只要稍微认真地探索史实，就会发现这是流行的谬论。记叙和分析广场协议前因后果有价值的中文文献很少，但近年来的中文译著中有三本很值得关注：一是《管理美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日文版出版于1988年），二是《时运变迁》（英文版出版于1992年），三是《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日文版出版于2006年）。《管理美元》和《内幕20年》这两本书的作者分别是朝日新闻记者船桥洋一和日经新闻记者泷田洋一，他们两人都是广场事件的见证者，对事前、事中、事后都了如指掌，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决策官员的大量采访，这两本书非常好地还原了历史。《时运变迁》是一本回忆录，作者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当年的日本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其中涉及到广场协议的部分，两位当事人都有非常详实的回忆和评论。

细读上述资料显示，发现国人很多认知是错得离谱。例如，“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纯属无稽之谈。1970年代末美国强力治理通胀，美元出现巨大的升值，进而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声浪，协调汇率平衡各国收支，日本、德国对此并无异议。日本甚至表现得态度很积极，日本谈判代表竹下登在会议中主动提出让日元升值10-12%，大大超出了美方预期。日元升值之所以没有逼迫成分，一是因为时势所趋，合作解决汇率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大国共识；二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普遍有一种把强势日元视为国家力量标志的心理。

再如，很多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阻止日元成为国际货币”，这也是无稽之谈。日美之间的汇率协调以广场协议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由美国财政部长里甘主导，他认为日本金融资本市场封闭和日元国际化不足是日元低估的原因，因此他的思路是通过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以及日元国际化来让日元走强。美国不但没有阻止日元国际化，相反极力推动日元国际化，甚至制定了日元成为第二大结算货币的目标。1985年新财长贝克上台后，才把多边联合干预调整汇率作为重点。

另一个流行观点是，升值引起资金流入推动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这很可能也是想当然。广场协议后，美、日、德、英、法五大国联手干外汇市场，出人意料的是，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汇率调整目标，接下来，日元、马克的升值步伐根本停不下来，日本、德国的经济景气因此受到了打击。无奈之下，只得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抵消强货币的紧缩作用，但德国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德国因为魏玛大通胀已成为全民族的惨痛记忆，放松货币得不到支持，因此主要选择了财政扩张政策，日本则反其道而行之，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来抑制日元升值及其带来的紧缩效应。后来的很多研究指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马克、法郎的升值幅度几乎相同，但只有日本出现了资产泡沫，原因就在于应对升值冲击的方式不同。还有研究发现，1985-1990年期间，日本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出现明显而快速的上升，而德国的相应指标反而出现下降，杠杆率快速上升是日本经济泡沫化的重要原因。

《内幕20年》一书还提到，民族自信心高涨在泡沫膨胀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代是日本自信心膨胀的年代，1982年以国际化为特色的中曾根康弘于成为首相，日本人普遍相信日本可以、也应该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对广场协议的接受、配合甚至表现得很积极，与这种自信心和国际化的追求就有很大关系。货币宽松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本币升值、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组合，全民自信心因此进一步强化，一向仰视美国的日本民间也出现了“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日本学习”的声音。宽松货币、高杠杆、对国家实力的乐观心理几个因素相结合，使得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

在电视连续剧中，早期某个关键情节常常为故事的最终结局埋下了伏笔。很多中国人受不良出版物的影响，下意识地认为，广场协议就是长达30年的日本剧情中的早期关键情节。这一逻辑无法成立：第一，如前面指出的，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广场协议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第二，即使两者有关系，其随后的长期疲弱和不振，与泡沫经济也没有关系。

周期性的产生泡沫并崩溃，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许多经历了泡沫及其破裂的经济体，都未陷入长期不振（最近的案例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何独日本一蹶不振？在笔者看来有两大原因：一是日本独特的经济政治体。治理不透明，人为掩盖问题是该国的文化特色之一，这导致市场出清极为缓慢，没有及时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二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正好叠加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作为追赶型国家，关注它国经验和教训十分必要，但前提是搞清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货币战争》一类的书实在是害人不浅。